人民幣升值前提：要素價格市場化

經濟觀察報：人民幣近期升值步伐加快，來自美國的壓力也在加大，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么？

秦曉：每當全球經濟有比較大的衰退時，一開始大家在應對上都是一致的，都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到衰退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必定有一個國家或新經濟體率先復蘇。這次也是一樣的，以中國為代表的新經濟體率先復蘇。

歐美復蘇得慢，財政政策已經用到頭了，關于主權債務問題如赤字比例、債務比例都超過了很大比例，這樣美國就陷入兩難，不啟動新的刺激計劃過不了這一關，但是約束條件已經使他們沒有力量去啟動新的刺激計劃，貨幣政策由于零利率也沒什么潛力了。

美國就開始找別人的問題——“匯率問題”，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最不好的是把它政治化，它是個政治問題，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但你不能“政治化”，這樣就把問題的性質變了。

經濟觀察報：中美經濟失衡是否與人民幣低估有關，人民幣升值后是否能改變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

秦曉：所有人都知道，中國的匯率政策的變化不能解決美國問題。簡單來說，中國的產品賣不到美國去，美國也不會生產這些產品。中國與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差距，大大高于中國匯率被高估的差距。這個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現在變得政治化了，比較麻煩，而且是全球性的。

反過來中國是不是應該有序地推進匯率改革呢？我覺得是應該的。先不談高估低估，但要更加市場化，采取漸進的辦法如一籃子貨幣等，最終要有一個目標，使其能夠在市場上可兌換，在盡可能避免風險的情況下應該推進改革。

經濟觀察報：近期一些市場人士認為人民幣并非低估，反而是高估了？

秦曉：匯率是個資產價格、要素價格，要素市場也要市場化，否則就扭曲了。我一貫主張首先把其他要素價格市場化了，最后再來談匯率問題，因為匯率包括資本流動，有很多不確定性。

我們在其他要素上還沒有改革到位，還是管制的。例如能源、電力、土地，公用地還是比較便宜的；勞動力有了勞動合同法之后還要繼續改進；還有安全成本也不到位，很多安全事故不光是操作系統問題，是投資不夠造成的；另外就是低碳、環保這個約束也沒有完全到位。如果把這些要素價格和相關價格慢慢理順的話，就知道匯率要多大步子走，走到什么位置比較合適，混在一起談就不知道是哪個因素在起作用。

如果前面說的都做到了（推進上述價格要素改革），我們的增長率可能會放緩一點，出口會減少一些，那時候順差也沒那么大了，再回過來看匯率就好判斷了。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地動（升值），不要升得太快，但也不要停。

人口紅利已到最高點

經濟觀察報：中國GDP一直保持超過9%的高增長速度，今后幾年高增長是否能維持？“保八”的可能性有多大？

秦曉：“十二五”規劃要出臺，將是今后三十年的起步。支持我們高速增長的一些因素發生了變化，一個就是城鎮化率，現在該數據是46%，有人認為已經到了路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增長沒有更大的潛力了，是一個平緩下行的過程。我比較贊同“人口紅利已經走到最高點”這個觀點。

由于中國的城鎮化太快，工業化也太快，在短短15、20年中，農村能干活的、有本事和技能的人都到城里來了，現在再減少1.5億農民，我想農業生產率不會降低，但這1.5億農民到不了城里，因為他們的年齡、技能、教育水平都不夠，這說明城鎮化的進度會放緩，人口紅利也開始減少。

這個過程可能會跨越“十二五”規劃，可能會在今后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逐步表現出來，因為我們國家的增長基本上是一個人口紅利式的增長。

“保八”中的“八”是一個經驗數據，過去GDP增速保持在9%以上，今后肯定要降低，調到7%、6%左右。當然這里面要算名義的和真實的。我們通脹率是用很多價格因素壓著，中國發展長期是3%甚至3.5%的通脹率，這個水平是不是更合理，這樣水平的代價是什么呢？ 

經濟觀察報：人口紅利增長放緩具體將會表現在哪些方面，中國經濟增長還有無其他潛力可挖？

秦曉：為什么消費不足、儲蓄和投資過多成為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這是由于人口紅利決定的。等這一階段過去，投資就會降下來，消費就會增多了。因為沒有那么多錢儲蓄了，屆時都要去消費。城鎮化建設，如公路、公共設施、城市建筑包括以住房為主的建筑業都會相應地放緩，這是以中國的潛在生產能力和生產邊界為依據的。

體制進一步改革會不會帶來活力，我認為是可以的，這個潛力很大?，F在走政府主導下的經濟，可能對市場有干預，可能不利于企業家的創新，可能有巨大的交易費用。一方面看到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放緩了、減弱了，另一方面還有很大的制度空間去挖掘，以改革來提供新的活力，這是未來幾年中都需要重要考慮的。

評判一個國家的增長是不是只用經濟增長為標準，經濟增長是以什么為代價達到的，經濟增長最終是為了什么，為誰而增長，經濟增長的背后是不是公平的？很多人以簡單的事物得出結論，精英們的責任是把這些問題都攤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