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我的最后底線”(1)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溜

經濟觀察報：今年是海子過世二十周年，你原來寫過《先知之門——海子和駱一禾論綱》一書，你對海子是怎么看的？他和“第三代”詩歌是什么關系？

朱大可：海子是從“第三代”叛離出來的，他原來也是“第三代”。他寫詩的方式原來跟 “第三代”是一模一樣的，他寫過一大批這樣的東西，現在很多人喜歡的抒情詩歌，其實都跟“第三代”有血緣關系?！暗谌痹娙酥杏泻軆炐愕氖闱樵娙?，比如四川的鄭單衣。

海子到最后兩年突然脫離了大地，迅速向上升華，進入神學狀態。當然后來有各種各樣的非議，包括說他練氣功走火入魔等很多說法。但是我還是傾向于把他視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路標。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說是時代的精神路標？

朱大可：因為海子的死亡年份，恰恰是中國社會的里程碑，也是文化里程碑，在這之后，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所關注的問題，乃至人格特征，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是一個重大的時間分水嶺。

經濟觀察報：你是說海子恰好在這個時候死去。

朱大可：對，他就變成了前一個時代的終結者，最后的他者。從詩歌的題材和意象來說，他代表了農耕時代詩歌幻象的破滅。他的意象主要是土地、麥子和農夫，都是農業時代的意象，所以他是農耕時代烏托邦的歌者，同時也意味著八十年代人文精神走向終級關懷時，在那個最高狀態上的一次破滅。在這之前，我們只有國家關懷，沒有終極關懷。海子突破了這個限定，急劇上升，他完成了對終極問題的熱烈追問，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他像屈原的兄弟。

當年我寫《先知之門》時，是把我個人的理想和信念，投射到海子身上，我那個時候正好處在神學狀態，跟海子有一種精神上的契合。

經濟觀察報：一些人后來有點煩海子，不是煩他這個人，而是煩“海子現象”。海子成了詩歌烈士，成了一個神話，對他稍有不敬，有人就會不高興。

朱大可：那是一個過渡，他不幸變成了一個大眾偶像。海子不是什么烈士，更不應該成為大眾偶像，但是他確實是一個標志和文化符號。

人們現在最喜歡引用的是 “春暖花開”、“面朝大?！边@種抒情小句子，這是民眾紀念詩人的唯一方式。海子提供了典型的農耕時代意象，所以他成為人們歲月懷舊的符號。他的詩歌喚醒人們走進農業烏托邦，但卻沒有人跟著他走向終極關懷。

盡管現在有很多人在紀念他，但是我覺得海子的精神性并沒有被延續下來，他的終極關懷沒有得到繼承。他被接納的那部分，恰恰是他跟 “第三代”接壤的部分，是他作為一個抒情詩人的那種柔腸，他的農夫式的抒情，以及對土地和女人的那種摯愛。

經濟觀察報：中國當代的詩人中你都喜歡哪些？

朱大可：現在沒有多少好詩人了，詩歌繁榮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朦朧詩我當然比較喜歡多多，顧城的詩也不錯，舒婷就差一點，太淺顯直白了?！暗谌敝形冶容^喜歡歐陽江河、柏樺和萬夏?？谡Z詩我不太喜歡。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不喜歡口語詩？你以前在書里還稱贊過“非非”和“莽漢”。

朱大可：口語詩倡導還原到口語和日常生活的方式，也就是主張文學的自我去魅。在權威的規訓里生活了多年的人們，終于可以自主的呼吸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當然是有價值的。但是在當時涌現的詩歌里，口語詩的成就比較有限。但這可能只是我的個人趣味而已。

經濟觀察報：那你對“第三代”之后的詩歌狀況怎么看？

朱大可：1989年切斷了整整一代詩人的書寫。在1992年以后，他們集體變成了書商，這是一個很有諷刺性的變化。全體終止寫詩，此后詩歌出現了空白期。在1989年后，不是說沒有人寫詩歌，而是詩歌不再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基本上是沉默無聲的。一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才慢慢開始出現了新生代詩人，然后才會有后面的“盤峰論戰”，也就是口語派和書語派的爭論。

總體來講，新生代在才華和影響力上都比“第三代”弱，原因是他們不幸要面對媒體時代。大眾媒體是詩歌的死敵。而且，詩歌是需要信念來寫的，進入消費社會之后，中國人的信念被徹底顛覆掉了，詩歌失去了可承載的精神事物，變得日益蒼白和稀薄起來。

但是也不是說每個人都是如此，像前年自殺的余地，最后一年的詩歌發生了飛躍，但他卻沒有逃過悲劇性的宿命。這樣的悲劇以后可能還會發生，因為今天已經沒有詩歌生長的語境，雖然從表面上來看，很多詩人變得很有錢，愿意出書來養一些詩刊和選集，而詩歌研討會和詩人大會也多了起來，但詩歌還是一種“微眾”的事務，它的影響力從來就沒有超越詩人自己的圈子。

經濟觀察報：你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對你的文風有很大的影響。

朱大可：我寫政論，就是受他們影響，尤其是馬克思的東西。馬克思深受詩人海涅的影響，馬克思骨子里是浪漫主義者。他顯示出猶太烏托邦主義的歷史傳統。這其實也是我自己的氣質。

經濟觀察報：什么樣的氣質？

朱大可：我想我的氣質大概在肖邦和貝多芬之間擺動吧。童年的時候，我最喜歡的兩個音樂家就是肖邦和貝多芬。他們是從粗獷到纖細的兩個極端，我就最喜歡這兩個極端。我的性格肯定是分裂的。所以我的文本也是分裂的。在我們的時代，分裂是一種常態。

經濟觀察報：你說1989年是個文化里程碑，之后完全不一樣了，有什么不一樣？

朱大可：當時我們試圖把八十年代的精神推延到九十年代，但卻徹底失敗了。因為少數人的力量是無法改變歷史的。高校體制發生了很大變化，知識分子蛻變為學術專家，被課題和重金所收買。人們變成在體制內循規蹈矩的工具，知識分子出賣了自己的獨立性。這是非常大的變化。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大的區別，就是批判知識分子的消亡。

經濟觀察報：你周圍的朋友，八十年代的朋友，可能也就不斷地分化了。

朱大可：對，基本上分化得差不多了。1992年之后，一批知識分子就開始投奔故紙堆，當時出了一大批國學刊物，以國學命名的刊物有十幾種之多?！皣鴮W熱”那時就出現了。接著又冒出了一大批“國學大師”。因為知識分子沒有其他出路，大家就像鴕鳥一頭扎在學術沙堆里，國學就是這么一個沙堆：我沒看見外面發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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