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寧：紀錄片與社會制衡（2）

三

看電影之余，歐寧開始創作電影。迄今為止，歐寧創作了兩部紀錄片。在2002年，以他為主導，與緣影會成員合作，制作出了一部有著較強形式感的《三元里》。中國紀錄片的真正起步，其實在八九十年代方才開始，放在這短短二三十年的歷史里來看，《三元里》是一部有開拓性的紀錄片。

三元里在廣州火車站以北，是一個城中村，歐寧上大學期間就在那里寄居過，三元里這一空間的社會特征引發了他的研究熱情。事實上，紀錄片《三元里》是歐寧三元里研究的一個部分。除了這個紀錄片，還有大量的文字寫作。三元里不僅僅是一個城中村，還是一個有著充足的歷史內涵的地方，“三元里抗英”是寫進中學課本的著名事件。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地位，三元里在人們心里其實是一個內涵凝固的意象，我們在紀錄片《三元里》與三元里的相遇，成就了一份特殊的體驗，它其實是將三元里從經典歷史定位與意識形態的囚禁中給釋放了出來。

如何講述一個地方的歷史？歐寧認為歷史應該有多個版本，有官方版本，有民間的版本。多個版本講述著多個層面的事實。紀錄片《三元里》里沒有一句臺詞，整個片子都是黑白的，音樂鋪滿了片頭到片尾，整個片子予人以強烈的情緒宣泄。

電影開始的時候，多是快鏡頭，從珠江里拍攝兩岸的高層建筑，在對這個現代都市做了各種掃描和巡視之后，在對三元里所立足的背景有了充分交代后，三元里終于出現了。

電影以大量鏡頭描繪了三元里的空間特點。那些逼仄的街道，在街道兩邊做生意的店員，失地農民在自家天臺上種菜，農民為了搶占空間而建立起來的采光條件極差的樓房局促地林立著……雖然這個紀錄片沒有使用對白，但是它卻顯示出了強烈的觀點性，創作者使用剪輯手段對自己的觀點進行表達——比如一個鳥籠的鏡頭在前后關系中被刻意強化了出來，使人聯想到此地人們的居住空間，還有把紀念碑前獻花的少年和在土地廟里燒香的村民鏡頭放置到了一起，它讓觀眾看到了此地人們精神狀態的混雜性，這個城市空間的主導文化與人們當下生活的游離感也被揭示了出來。

從上面所敘述的所有形式特點中，可以看出這個片子受世界電影史早期“城市交響樂電影”的深刻影響。果然，歐寧講到它喜歡前蘇聯時期維爾托夫《帶攝影機的人》。維爾托夫拍攝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大城市的崛起，《三元里》所面對的時代局面與此有幾分類似，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城市迅速發展的時刻。另外，這些電影里有著潛在的社會評價意識?！栋亓帧蠖际薪豁懬返膶а萑A爾特·羅特曼在紀錄片中加入了社會評論，他在一對無家可歸的母子的鏡頭后面，加上了一個豪華餐館美食盛饌的鏡頭。雖然沒有使用對白，但里面卻有社會觀點。

也可以說，《三元里》是一個實驗片。2006年拍攝的《煤市街》與此不同。后者面對了一個特定事件，那就是大柵欄一帶拆遷事件中發生的沖突?！睹菏薪帧放c《三元里》的相同點在于兩個片子其實都依附于一個研究計劃，都是對城市區域空間的研究?！睹菏薪帧肥恰按髺艡谟媱潯钡囊徊糠?，這個計劃是在國外基金支持下的一個城市研究項目。在這一點上，歐寧似乎有著非常明晰的自我意識，他對我說，我跟普通的紀錄片作者不一樣。

他這里的意思應該是說：普通的紀錄片作者以完成獨立的藝術品為首要追求，更在意一件藝術成品的獨立藝術價值。而歐寧則不避諱自己有著更直接的社會功利目的。他的紀錄片只是完成社會研究和社會交流的手段。另外，他的拍攝方式也不同，他是一個團隊去進行一個紀錄片的創作。幾個人同時去拍，把素材匯總到歐寧這里，這種方式在現在的紀錄片創作者那里不多見。

大柵欄作為城市空間的獨特性十分顯見。它是老北京的商業中心，但現在早已沒落。與三元里有點像，“這兩個地方都在市中心，地上建筑物密度很高，聚集了大量貧困人口”。歐寧隔一段時間就對大柵欄地區進行“地氈式”的拍攝。但是《煤市街》卻是對準了一個事件，紀錄的是幾家遭遇強拆的原住民的維權行動。主要把鏡頭對準了一個叫張金利的北京人。這里也有一個帶有實驗性的動作：他把攝象機交給被拍對象張金利去拍攝。而張金利最后也有意識地以攝象機作為一個反抗的工具。

張金利把自家的房屋變成了一個用來進行反抗和對話的公共空間，在自己的屋子上貼大字報。他之所以有強烈的反抗意識，應該是與他特殊的身體條件有關——他武功高強，也許他因此比別人有更強的自尊和權利意識，當別人都撤退并接受開發商給予的條件時，只有他堅持表達自己的愿望。但是會武術這種肉身性條件也許只在農業文明時期有自我保護的作用，面對著現代化的國家機器和社會組織形式，這個條件已經不能起到作用。他現在開始使用攝像機，以電影為武器。歐寧說，張金利的歷史意識很強，他與一些官員的私下交流都會憑記憶記錄下來，而且還開了博客，把自己所掌握的材料都發到網上去。

當拆遷者和推土機一起開進來，這個時候，會武術的張金利改為使用攝像機，這使他從一個古代草莽變成一個現代式的英雄。據說，張金利最終在法庭上贏得了這場抗爭，不久前宣武區給他批了一個地方，讓他回遷，還蓋了一座房子送給他。

歐寧們的紀錄片在這里起到了什么具體作用嗎？這都是無法準確測算的。但可以說，歐寧教給了張金利更多的交流方式和維權策略，他和他的攝影師們的行動也是對當事人的一個精神激勵，他們共同形成一個有尊嚴的氛圍，這個氛圍本身對于社會來說是有輻射力量的，因為我們這里太缺乏它們了。

除拍攝紀錄片和社會研究外，歐寧還在做一些策展活動。前年和去年的“大聲展”在文化圈里有一定影響，他把一群年輕人以藝術的方式聚集了起來，給予他們一個展示自己的平臺。這個展覽很成功，從活動的社會效果上來說是如此，從經濟收益上來看，也是一次成功的商業活動。

歐寧的行動能力是值得獨立文化的倡導者、實踐者來學習仿效的——你對這個世界有自己的看法嗎？你渴望要改進這個社會嗎？那就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運用自己的文化影響力，把一些正面的力量凝聚起來，使其發揚，使其對社會有一個光明的輻射。對于紀錄片，“它不僅僅告訴我們發生了什么事，它還要我們采取行動”。

訪談

王小魯：《三元里》的拍攝初衷是怎樣的？

歐寧：這個片子的初衷緣于侯瀚如在策劃威尼斯雙年展。那時候在亞洲地區開始出現一些替代空間 （alternativespace），就是在正規的美術館或者商業院線之外，有一些規模很小的團體，它很小但很活躍，它是民間的，它的一些活動對官方的美術館或其他主流的東西有一些替代的作用，對一個國家的文化生態起到一個活躍的作用，在韓國、日本都出現大量的這種團體。侯瀚如想在中國找一些這樣的alternativespace放在他的框架里邊，他覺得緣影會很像這樣的替代空間，我們無法在電影院里放電影，就在書店、酒吧里做這些放映和研討活動，所以他覺得特別像。他在策劃威尼斯雙年展的時候，主題是關注亞太地區的城市化和現實，以及這個過程中引起的沖突和矛盾，同時當地的藝術家怎么應對這個形勢，其實，替代空間的出現也是對主流的文化體制的一種沖擊，所以他就很想邀請緣影會來參加。其實1992年的時候，那時我在上大學，我就在三元里住過……

王小魯：那時候你在深圳讀大學？

歐寧：是的。但在暑假的時候我老愛跑廣州。廣州有很多同學，那時候廣州的新聞媒體也比較活躍，流浪記者也很多，那時候我在三元里住過，三元里的城中村現象是很典型的，那是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沖突的一種集大成者，它的里面糾結著那種中國土地制度的沖突。一個農村在城市里面怎么樣被變異，這里面有特別多可以說的東西，這個片子就是這么來的。去研究它也并不是說只是去拍一個紀錄片，因為當時還有一個事實是看了庫哈斯的一本書，庫哈斯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帶著哈佛大學的一幫研究生，到珠三角做研究，出了一本書叫《大躍進》，這本書徹底給了我一個新的角度去看我出生、長大、工作的珠三角地區，一下子引起了我對城市的興趣，我開始研究城市，三元里是我找到的一個切入點，因為他恰好是城市化過程中匯集各種問題的一個例證。

王小魯：我發現你所關注的事物面特別廣，你早期的經歷是怎樣的？

歐寧：其實我最早是寫詩，1986年的時候開始寫，那時候我才十幾歲，上中學。其實我的根本能力是寫作，后來從事不同的工作只是這種能力的一個演化而已。特別是中國的先鋒詩歌，在我的血脈里的影響是非常深的，在1985年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北島的詩，那是北大未名湖文學社出的一本老木主編的《新詩潮詩集》……七十年代以來，北島他們不是在北京出油印的詩刊嘛，叫 《今天》，這其實已成為一種傳統，在八十年代全國各地都有這樣的民間文化團體，出自己的刊物，因為當時的官方文學刊物根本沒有機會發表這種東西。這個你可以想象的到和我以后工作的關系了吧？比如我做音樂活動的時候，我搞了一個“新群眾”團體，然后做電影活動的時候我搞了緣影會，我對結社一直感興趣，這個興趣其實是從八十年代詩歌運動里邊傳承下來的。我從中學的時候就辦地下刊物了，一直到緣影會的粗糙的小冊子，其實做緣影會的時候，我有條件可以把它們印得更漂亮，但是我喜歡那種DIY和低成本的感覺。這也是我為什么喜歡維爾托夫的原因，因為它的影像里有一種很本質的詩意。上大學的時候，我加入到中國新詩潮運動里面，跟芒克、徐敬亞他們編過地下文學刊物《現代漢詩》。1989年之后，中國社會已經轉型，文學開始沒落，那時候我感覺特別強，曾經很強大的文學，到了1990年之后，社會影響力就不行了。

王小魯：此后就是經濟狂熱了。

歐寧：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整個國家全力搞經濟，所以文學的東西一下子沒落得很厲害。那時候很多人都在轉型，比如詩人下海，我就想找一個更有力的媒體，在1993年的時候我轉向了搖滾樂，我搞了一個叫“新群眾”的團體，出了一些地下音樂雜志，把北京的搖滾樂帶到南方去。其實在每個領域里面，深入到它的核心后，我馬上就對它失望。當我慢慢看清搖滾樂圈的習氣，那種被唱片工業培養出起來的無知和驕橫，我感到特別討厭，他們就是娛樂，早就沒有崔健剛出來的時候那種文化批判的東西了，所以很快我就厭倦了，我就去找新的東西。

王小魯：你策劃這個大聲展是一個什么樣的理念？

歐寧：2004年的時候，我開始發現很多中國年輕人在外國留學，他們在國外學習完了西方的東西后要在中國實現他們的夢想，中國可以為他們提供很多機會，但這個階層的人一直沒人關注。我感覺到有一股力量在涌動，但是一直沒有機會爆發。直接的起源是兩個分別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的留學生做了一本雜志，要拿到國內發行，要做一個小展覽來推廣，我聽了之后，在這個想法的基礎上，把它們擴大，就是除了外國留學的還把國內的年輕人也搞進來，非中國人也搞進來，搞三個城市巡回。

王小魯：為什么叫大聲展？

歐寧：它的英文的叫法是Getitlouder，就是想給年輕人一個平臺，把他們的聲音傳播出去，傳得更遠一點。因為中國社會畢竟還是權威的聲音多，年輕人沒有多少機會，所以大聲展就是創造這樣一個平臺，讓年輕人發聲。我們挑得都是特別年輕的人的作品，平均年齡在三十歲以下。我的感覺是對的，那股力量已經積聚太久了，最后像井噴一樣，很嚇人的，整個展場鬧哄哄的，人特別多。

• 桑蘭：受傷10年　|　2008-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