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尼古拉斯·維綸/文 今天，無論是談及制造、貿易，還是外圍不斷擴大的制造業時，新興經濟體的日益崛起都早已成為當下這個時代的典型印記。然而，直到最近，不知為何國際金融似乎正規避著這一趨勢。絕大部分金融資產、金融公司、金融中心和金融監管力量都仍集聚在北大西洋地區。相比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金融中心似乎一直牢牢地扎根在地球的西半部。然而，這種感覺也只不過是鏡花水月，很快就要消弭殆盡。 

盡管西方世界金融領導力的衰退早在經濟危機之前就已顯現，但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危機還是起了巨大的推波助瀾的功效。全球市值前100名金融機構排名中，新興經濟體的比重在2009年初就開始超過美歐任何一方，中國的銀行更是從2007年底就開始雄踞全球銀行業排名前列。他們在全球經濟地圖上的相對坐標在西方銀行遭受經濟動蕩和去杠桿化洗禮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香港、新加坡等一些非西方的金融中心也一齊爬上了榜單。主權財富基金使他們的影響力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顯現。慢慢地，人們發現新興經濟體不僅帶來了巨額的存款，更在為全世界創造著大量可供投資的金融資產。 

這一變化不止體現在數字上。在一種更無形的層次上，這場經濟危機無形當中更是打擊了長久以來西方模式的優越性。這不僅體現在諸如美林證券和花旗銀行等一些華爾街標桿企業的一敗涂地，而且體現在連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美聯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及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都不得不承認自己當時的誤判之責。相反，一直被看作“欠發達”的中國、印度和巴西卻成功地避免了國內的金融動蕩，因為他們的監管者甚至動用了一些被西方忽略的“金融監管”工具（比如限制貸款與價值比率水平）。盡管連累其中，但新興經濟體們并不認為自己應為經濟危機負責。西方世界的道德權威應聲跌倒了歷史最低。 

這些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影響金融監管政策。本月頒出的《巴塞爾資本協議III》可能將是主要由發達國家談判，制定國際金融規則的絕唱了。去年，包括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委員會在內的一些金融機構擴大會員數，已將一些最大的新興國家納入其中。然而，他們工作流程的平行轉換也只是時間問題。 

全球金融的“去西方化”不是一個機械而統一的過程。一些新型股市估值，特別是一些國有銀行，可能被高估。一些后起之秀，例如中國，不情愿被卷入某些全球性大討論中。一些新興大國的政府機構中內行的官員很有限，這也限制了其對于全球的影響力。這些國家的金融發展水平通常在低位徘徊。其中有些國家甚至還可能在未來幾年中面臨嚴重的金融動蕩。即便是他們國家中最具實力的金融企業，其能力也十分有限，這些企業可能只關注短期快速擴張的國內市場，而非走出國門面向世界。盡管如此，所有這些因素也不大可能扭轉眼下的普遍趨勢。 

這一轉變對某些參與者來說十分明顯，但并不是所有。一些西方國家，可能特別是歐洲的某些國家，依然拒絕接受這一現實。相反，一些新興國家很快就看到了其中蘊藏的機遇，但他們并未意識到這一趨勢帶給他們的新的責任。 

急速的轉變同時帶來了焦慮和猜忌。受經濟危機影響，這些國家重新開始嚴管金融系統，發達國家擔心這些基于低門檻或者“監管傾銷”的后起之秀會給全球市場帶來不正當競爭。同樣，一些新興國家則認為由西方主導的“再管制”可能會幫助現有金融中心和金融企業限制全球市場的競爭活躍度，防止新進入者的崛起。一些當權者可能很快就將由現在屈尊俯就的姿態轉向從金融保護主義中尋求庇護。想要克服這些想法需要大量的努力和全方面的及時學習。 

由于監管扮演著至高無上的角色，系統性風險的存在意味著國際競爭動力在金融領域要與在其他領域有所區別。然而，在其他領域，新興市場崛起背景下的全球格局重構，并不能使得西方國家的影響力就此自動停歇。一些現有金融機構可以憑借自身的技術基礎、組織能力和創新紀錄來保持比較優勢，并在全球范圍獲得成功發展。這就需要各國政策制定者之間，對這一不可逆轉的全球金融地理轉變，達成坦率共識。一些切實的符號性變化，比如把其中一個布雷頓森林機構總部搬至亞洲，都可以加速這一集體表象的轉變。相反，那些過分依仗故有成就的現有當權者將只能成為全球金融游戲的下一個出局者。（翻譯李文博） 

【作者尼古拉斯·維綸（Nicolas Véron），系國際智庫布勒哲爾（Bruegel）高級研究員、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訪問學者?！?nbsp;

英文原文： 

http://veron.typepad.com/main/2010/09/financial-newcomers-will-have-global-impac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