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返航”凸現民航勞資矛盾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翁仕友 3月31日，東航云南分公司從昆明飛往云南省內六地的14個航班發生了一件詭異的事情：所有航班在飛到目的地后，均未降落并紛紛返航。4月1日，該公司又有3個航班返航。

東航“集體返航”事件引起各方關注，事發不久，民航總局派出調查組入駐東航云南分公司，該公司兩位負責人被停職。而關于這次事件的原因眾說紛紜，天氣因素說、人為因素說先后出籠。目前，這一事件尚在調查中。

2008年4月10日，就在這一事件步入尾聲階段，本報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他以學者的角度解析這一標志性事件。

“集體返航”是勞資矛盾激化的結果

經濟觀察報：目前來看，人為因素造成東航“集體返航”已經成為共識，那么具體來說，是什么促使這些飛行員作出“集體返航”的決定？

常凱：這次東航“集體返航”事件在國際航空史上都是很少見的，就其實質而言，這是勞資沖突的極端表現。這么多飛行員都采取這樣一種很極端的行動，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說明東航的飛行員和航空公司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非常激化的程度。

經濟觀察報：我們該如何定性這起事件？

常凱：我認為這是一起由勞資矛盾所引發的飛行員的“集體行動”?！凹w行動”是勞動關系學中的一個特定概念，即勞動者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共同怠工、罷工、游行、示威、請愿等行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罷工等集體行動應該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我國已經批準的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明確規定了勞動者罷工等集體行動的權利。但中國的法律還沒有具體規定工人享有罷工的權利，但同時也沒有禁止罷工，罷工等集體行動在我國是法律空白。這種情況表明政府不主張和提倡以罷工來解決勞資矛盾，但也不懲處罷工，因為中國沒有罷工罪。當然，在一些涉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領域，如交通和公共事業等領域，罷工應該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比如飛行員的罷工，公交車司機的罷工，因為直接涉及到公共利益。但是由于我們國家沒有罷工立法，所以處理這一問題缺乏法律依據。

但這次集體返航又不同于一般的集體行動。首先不是簡單的“罷飛”，“罷飛”是罷工的一種手段，基本特點不上飛機或不開飛機，但是“返航”則不同，因為它已經工作了，但是通過自己掌握的權力讓工作不正常完成，并以此來表達某種訴求。集體返航也不是簡單的消極怠工。消極怠工是是出工不出力，效率低，但集體返航已經超出了超出了消極怠工的范疇。

集體行動在我國沒有法律禁止，但以“集體返航”這種行為來主張自己的權利是存在著問題的。即你可以不上飛機不開飛機，但你一旦開動飛機，就必須遵行飛行規則，你不能開出去后由于自己個人的原因再開回來。因為這樣做侵害了作為第三者的乘客的利益。處理和公司的矛盾，不能涉及第三者。盡管事出有因，但飛行員處理不當。從責任上講，是嚴重違反了員工守則或飛行規則，這應該要承擔責任。

經濟觀察報：那么“集體返航”是不是也沒有類似的處理依據，因為我們知道按照規定，在飛行中機長是有一定處置權的？如果構成犯罪，適用哪些法律條文？

常凱：在《民用航空法》中，機長對飛機運行擁有處置權，這個處置權應該包括返航的權利，但是在什么條件下返航，是有一些具體的技術性、操作性的規定的。當天為什么別的航空公司航班可以降落，恰恰東航云南航空公司的十幾架飛機統統返航，這就不是技術返航，這里面恐怕就比較復雜了，相當程度上是人為的因素。

有人說這是犯罪，等同于劫機，這種說法也沒有依據，犯罪得有犯罪動機、行為、后果等。劫機是刑事犯罪更明顯，是用暴力手段達到某種目的，集體返航不存在這些問題。但是集體返航的問題上，飛行員利用了手中的一些權利，帶著某種情緒化的東西去處理問題，這種做法是不妥當的。但不能混淆問題的性質。
…………（更多精彩內容請詳見明日出版的《經濟觀察報》第3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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