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實驗： 從社會公正到空間公正

《商業周刊》國際資深編輯大衛·若克斯認為：“項目的設計在功能性和審美性的雙重表現決定了它們的成功?！?

空間公正之難

在以往以大規模拆遷改造為主的城市更新過程中，大量因為政府行為失去土地的農民，通過得到所謂的現代公寓和經濟補償作為交換。然而，很多這樣的社區都位于不利的區位，外觀也與一般商品房有所區別。這個問題混合著城鄉之間的經濟、教育和文化的差異，并可能導致社會對立的緊張情緒。

由于過度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了對低收入群體的保護，被動外遷使低收入群體的居住空間資源質量下降，生活成本增加，就業機會減少，社會網絡破壞，從而使各方利益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受到難以修復的損害。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教授曾將社會公正理論歸納為三派，即功利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

所謂功利主義是19世紀以來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公正理論，其代表人物為邊沁、馬歇爾和庇古等人，其原則依賴于效用，評價社會公正的標準是社會中個人福利總和的大小。在一個體現社會公正的社會中，其效用總和為最大，而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中，其效用總和明顯低于應該達到的水平。

自由至上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諾齊克和哈耶克等人，他們認為財產權等各項權利具有絕對優先的地位，人們行使這些權利而享有的“權益”，不能因后果而被否定，不管那后果多么糟糕。所謂社會公正不過是幻想而已，作為社會評判標準的唯一有價值的東西是法治所定義的正義。

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以兩個原則為基礎，第一是每個人都應平等地擁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第二是社會分配在個人之間的差異以不損害社會中境況最差的人的利益為原則，而且地位和職務應向所有人開放。

在將以上理論消除相互矛盾的影響并投射到空間中去的時候，我們得到以下關于“空間公正”的理念：

1.空間公正和環境綜合效應的關系。在一個“空間公正”的環境中，其空間環境所帶來的效應總和應該達到最大，包括空間參與、資源勻質、技術共享等方面都維持在一個高度公正的基礎上，即人均環境享有度達到最高。

2.空間權益優先。在所有對空間公正有影響的因素中，空間權益應被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只有在保證起始權益的基礎上，才能使社區住民得到平等的發展機會，至于發展結果是否追求公平則不是主要問題。

3.空間分配和空間開放原則。在這個問題上要把社區放到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中去考量，社區空間分配的原則是以不損害整體社會中底層人口的利益為基礎，而社區空間也應具有向社會與城市開放的潛力。

寧波新城實驗

對于一個有志于提升社會公正的設計師來說，如何安置社會底層人口而不對其“污點化”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考量。然而事實上，潛意識里的歧視與偏見總是導致不對等的空間推論。寧波新城的設計者DC國際，通過研究權利的空間分配可以嘗試在“社會公正”和“空間公正”之間建立某種聯系。

1.空間資源的公平分配

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并非建筑師所能決定，但寧波市政府在新城建設中提出的就地安置原則，首先提供了維護拆遷群體基本利益的前提，保證了其社會資源使用的連續性和公平發展的機會，也因此給建筑師提供了較大的操作空間，可以從空間資源的角度來強化這一利益關懷。

作為空間公正性的一部分，安置區的居民也應該享受到在城市經濟學中與其居住規模相匹配的空間資源而與收入無關。設計者要引導這種勻質分配的趨勢，使安置區在空間資源的創造和分配上不處于先天的匱乏狀態。例如在東部新城安置區的設計中，設計者將社區服務中心的概念擴大化，基于城市中街道和廣場的原型，作為給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生活的媒介。結合現有河道的整治，形成開放的貢獻給城市的空間，同時將城市生活引入社區，使安置區不會成為城市中的價值孤島和滯后生活的場所，并且帶來集中的經濟效益與設施使用的集約最大化。

2.“去階級”美學化

事實上，社會對不同階級享有的美學標準具有潛在的共識，但這也是空間公正性發展的束縛。也許提“階級”這個詞本身就違背了公平的原則，因此用“群體”來概括可能更為恰當。當該群體被社會偏見定位，其生存環境也幾乎在同時被定位，以符合其社會身份。顯然，這有悖于公正的原則，因此設計者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這一偏見，為這個低收入的群體提供有助于重塑自信和平等的生活環境。

作為原住民，這里的農民事實上面臨著城鄉角色的轉化，居住的新家意味著在城市生活中定位的開始，同時也是與這個城市相互認同的最重要的一步。對于設計者來說，工作并不是建立新的美學標準，而只是把城市普遍的美學標準在這里運用，最終消解了安置區的特殊性，保證了城市空間的均質和生活的平滑對接。

作為對應的結果，你所看到的就是一個完全有著高品質社區美學特征的安置小區，錯落的建筑布局，幾何剝離的建筑體量，明快的組團色彩使這個甚至帶有一點點超前色彩的現代住區以一種不卑不亢的姿態進入城市，帶著老住戶的新家，帶著生活發展的平等機會。

3.開放的可防御空間體系

設計概念基于“城市特征”的目的之上，社區并非社區的社區，而是城市的社區，從農村到城市不僅是居住者所處位置的發展必然，而且是真切的生活感受。設計者將城市區域的空間觀念引入住區，住區公共空間直接和城市相接，以開放的姿態融入城市，而通過設置地下車庫帶來的高差變化將私人空間、住區公共空間和城市空間分離。將居住組團進化為居住島，適當抬高居住島的高度，在不封閉的情況下得到具有私密性的居住環境。同時將社區公共空間下沉，將其與穿過社區的城市空間相區分，處于視覺開放和選擇性參與的狀態。通過并不復雜的人工的地景造型手段社區實現了自我分級，帶給原先在這片土地上的農民一種真實地生活在城市中的體驗。

同時，這種開放且可防御的策略保證了小區內公共區域的活力和商業的價值，并增加了城市空間的深度，更重要的是滿足了居民對安全感、歸屬感和社會地位的認同。

總結一下，事實上設計者的策略非常簡單，就是如何將安置區設計得不再像安置區而已。但這種反向思維的方法的確取得了非常積極的社會意義。長期以來，西方對于中國的拆遷安置持負面的態度，在很多人眼中，拆遷的結果將導致邊緣化和貧富差距的加劇，使原住民喪失參與社會下一輪公平競爭的機會。寧波東部新城安置區引起了西方主流建筑媒體對國內安置區建設的再認識，以及積極評價，對于“拆遷安置”的可持續發展也是一次雖曲折卻很有意義的探索。

（作者為DC國際建筑設計事務所首席建筑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