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鋼樣本

在已經被國家發改委明確列入今年搬遷計劃的五家鋼廠中，重鋼是唯一一個真正開始行動的。

重慶鋼鐵集團地處中國重慶直轄市中心地段大渡口，前身為1890年9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1938年3月內遷至重慶，1950年軋制生產出我國第一根鐵路重軌，鋪筑了新中國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1995年6月，改制為重慶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目前是西南地區重要的中厚鋼板生產基地之一。2008年，重鋼搬遷工作正式開始。選址重慶長壽新區。

新重鋼總投資300億，占地6平方公里，由原來的舊廠區置換而來。3月21日，重鋼副總經理董榮華對本報說，重鋼原來在老城區，地處市中心，早在十年前，市里面就有重鋼搬遷的想法，但是考慮到鋼廠搬遷涉及面太大，遲遲沒有下定決心。

老重鋼總資產近200億，職工2.6萬人，產能350萬噸。隨著重鋼的搬遷，2.6萬職工將有一部分被分流到房地產、建筑等非鋼產業中，而重鋼的產能則提升到650萬噸。董榮華說，這個數字主要是基于國家發改委2004年的時候提出的對新上鋼廠等量置換的要求。

按照董榮華的說法，重鋼搬遷是必然的選擇，地處市中心，無論是對于重鋼還是城市的進一步發展都不利。搬遷后，老廠區5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將成為重慶市綜合用地，其中一部分將建成一個工業博物館。

新重鋼的廠區現在距離主城區50公里，在長江邊上，這個位置是重慶規劃的100萬人口的一個很重要的衛星城，在拓展重慶城市功能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據說，這是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市長黃奇帆親自選擇的位置。

新重鋼的搬遷，從正式提出至今，至少已經過去五年，期間，無論是選址、土地還是人員分流，需要解決的諸多問題中，大部分都不是重鋼自己所能解決的。對于眼下的新重鋼來說，最大的問題是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準生證”。

在2010年新重鋼第一條生產線開工建設之前，重鋼搬遷的所有環保、土地、鐵路、水利、安全等方面的材料都已經完成，并完成評估，早在2008年就已上報。不過，隨著2009年國務院突然提出，三年內不批任何新的鋼鐵項目，新重鋼至今也就沒有得到國家發改委的核準。

由于沒有“準生證”，重鋼搬遷之前與國家開發銀行簽訂的200億的授信，無法放貸。無奈的重鋼只能通過其他的手段進行融資，這導致新重鋼尚未建成，就已經背上了72%的資產負債率。

除了貸款受限，新重鋼還有很多優惠政策享受不到。新重鋼被工信部授予循環經濟示范區稱號，但是由于沒有得到國家發改委的核準，根本享受不到相關的獎勵政策和資金。

董榮華說，到今年6月份，我們的第三座高爐馬上就要投產了，現在等于是孩子都會跑了，還沒有準生證。對于企業來說很難受，但是也沒有辦法。

盡管如此，現在來看，重鋼成功搬遷還算是幸運的。在國家發改委此前的計劃中，城市型鋼廠的搬遷，對新鋼廠的布局要求是沿海、沿邊、沿江，但是新政策已經不再讓鋼廠沿江布局。董榮華說，重鋼要是晚兩年搬遷，在長江邊上的選址計劃可能就會存在問題。

董榮華認為城市鋼廠搬遷的新政策如此規定有些欠妥。他說，中國鋼廠布局不能只談沿海沿邊，內陸鋼廠本身還有吸納當地廢棄物、滿足當地發展需求等功能，只是需要在規模和產品結構上考慮。

目前，青島鋼廠新址規劃青島膠南董家口，面積達9000畝，是目前廠區的四倍，具體搬遷方案尚未出臺；石家莊鋼廠計劃選址滄州黃驊港，搬遷計劃尚未出臺；杭州鋼廠和合肥鋼廠的搬遷計劃也都在討論之中。

更多的城市鋼廠都還在等待政府具體的搬遷條件，論證選址規劃。幾年后，在他們身上，重鋼和首鋼的軌跡或許將會再次上演。

搬遷之辯

此次國家發改委醞釀出臺的 《鋼鐵產業生產力布局和調整規劃》，是繼2005年出臺《鋼鐵產業政策》，2009年出臺 《鋼鐵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之后，政府再次出臺的一份針對全行業做出戰略調整的文件。

前兩份文件中，第一份現在被業內指責為過多強調擴大鋼廠生產線，最終導致產能由3.56億噸增加到7.7億噸，其中未批先建近4億噸；又由于過于強調提高板管比，造成新的產品結構過剩，螺紋鋼線材大路貨價格超過某些精品板材。而對于重在強調通過聯合重組進行結構調整的《鋼鐵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至今配套政策尚未出完。

國家發改委推動城市鋼廠搬遷，意在解決中國鋼鐵行業生產力布局和消費布局不協調的局面，同時為鋼廠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共同創造條件。

根據國家發改委的調研，目前中國鋼廠存在明顯“東多西少，北重南輕”的特征。東部地區僅華北和華東兩個地區的產能占全國近70%。而如果以長江為界限，長江以北占61.1%，長江流域占23.5%，那么這兩個區域就占了近85%，長江以南的占15.4%。具體分區域看，華北地區有3億噸的鋼鐵產能，超過當地消費1.3億噸；中國唯一一個需要鋼材凈流入的是西南地區，凈流入3000萬噸，東南和西北基本上是持平。

中國特鋼協會顧問胡明洋透露說，根據發改委的意見，有一定條件的城市鋼廠將搬遷，存在重污染的鋼廠也將必須要搬遷。他表示，解決城市鋼廠的生存一個是從資源、能源、環境的整合來考慮，另一個則要從技術提升的角度來考慮。

在河北冶金協會秘書長王大勇看來，城市鋼廠搬遷不能只以環保為唯一條件，要有很多考慮的因素，比如能源原材料市場、選址、人員安置等問題。王大勇說，城市鋼廠搬遷國家的想法是很好的，因為要科學發展，要以城市發展為主，不能影響人們的生活。

國家發改委的官員稱，通過政策規劃，最終我們要將鋼鐵產能總量維持在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合理水平，落后產能比重要進一步降低，產業布局和產品結構得到明顯優化，鋼鐵產業初步實現發展方式轉變。

但在山東鋼鐵集團人士看來，鋼廠發展方式轉向何方，將由市場決定，而非政策?！氨热缥滗?，他掙錢并不是因為搬遷，也不是因為他靠近沿海沿江。城市鋼廠搬遷的政策，有待商榷”。

眼下，與城市鋼廠搬遷相矛盾的政策是，國務院有關三年內不核準任何新建項目的禁令尚未撤銷，這意味著會有更多的鋼廠搬遷將遇到與重鋼類似的問題。不過，有人猜測，隨著搬遷和布局調整的推進，國家發改委對鋼廠核準的大門也許不久就將會敞開一道縫隙。

另一個無法忽略的情況是，與鋼廠搬遷相伴的，往往是新一輪產能擴張。寶鋼集團規劃總監吳軍說，無論是寶鋼還是整個鋼鐵行業，都需要轉變結構和發展方式。但鋼鐵行業的特性決定了鋼廠建設需要具備一定的規模，如果形不成規模，可能發展和效益也會受到局限。

今年兩會期間，本報記者先后見到首鋼董事長朱繼民和武鋼總經理鄧崎琳，采訪中，這兩位都經歷過搬遷的鋼鐵大佬，一個邊搖頭邊說，“曹妃甸項目確實遇到了問題”，另一個則說，“防城港項目已經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