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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25
    保羅?克魯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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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奇跡的神話-一個警世寓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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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從這些趨勢直接推算,在不久的將來美日的地位會發生根本性的逆轉。按1963 年到1973 年間的增長速度計算,1985 年,日本的真實人均收入將超過美國,到1998 年日本的總產出就會超過美國!那時,人們確實對預測的這種趨勢深信不疑。只要看看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所寫的《日本正在成為超級大國》,或者埃茲拉?沃格爾(Ezra Vogel)所寫的《日本:獨占鰲頭》之類那些頗具影響力的書的標題,就能回憶起來,那時在許多觀察家看來,日本正在邁向全球經濟霸主的地位。

    然而,這種情況并沒有發生,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日本的經濟地位確實不斷上升,可是與當年的推算相比,步伐小得多。1992 年日本的人均收入還只有美國的83%,總產出只有美國的42%。原因是從1973 年到1992 年,日本的增長速度比高速增長的年份里慢了許多:GDP 每年只增長3.7%,人均GDP 每年只上升3%。1973 年之后美國也放慢了增長,但是,一點也不劇烈。

    如果用1973 年之后的增長速度來推算未來的增長速度,日本相對而言還會增長,不過勢頭不會那么猛了。從1973-92 年的趨勢推算,日本的人均收入將在2002 年超過美國,總產出則要到2047 年才能超過美國。這可能還是高估了日本的前景。日本的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他們國家潛在產出的增長速度,即一旦日本克服衰退造成的蕭條后可持續的增長速度,目前不會超過3%。而且這個速度只有通過很高的投資率,投資在GDP 中所占份額將近美國的兩倍才能達到。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過去幾年里美國的生產率增長至少有所加快,當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就可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日本正在以蝸牛爬行般的速度逼近美國的效率,但即便如此,日本的人均收入也絕不可能趕上美國。換句話說,日本并不象有時人們想象的
    那樣,是經濟奇跡的典型,再說,日本的經歷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相同之處比人們通常想象的要少。

    中國綜合癥
    對于持懷疑態度的人來說,中國比日本使亞洲的命運更難以捉摸。盡管中國現在還很貧窮,但人口眾多,只要生產率水平達到西方的幾成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強國。中國與日本不同,近幾年來經濟增長速度確實非???。它未來的前景如何呢?

    如果從中國決定轉向市場經濟的那時(比如1978 年)開始來計算它的增長的話,毫無疑問,在投入迅速增長的同時效率也有了巨大的改善。然而,如果從文化大革命之前(比如1964 年)開始來計算增長的話,情況看上去就很像東亞“四小龍”:效率沒有提高多少,絕大部分增長是由投入驅動的。也許我們應該區別對待:中國轉向市場經濟以來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效率提高可能代表了經濟從以前的水平上復蘇,其余部分代表了一個可持續的趨勢。

    即使中國的增長稍微放慢仍會極大地改變地緣政治的輪廓。據世界銀行估計,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大約是美國的40%。假設美國經濟繼續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如果中國能夠繼續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就會比我國的經濟規模大三分之一。但是如果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只有7%--這個速度更現實,那么到2010 年它的GDP 只有美國的82%。世界經濟的重心依然會發生相當大的轉變,但是遠遠沒有現在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劇烈。

    并非神話
    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紀錄極大地影響了關于經濟政策和地緣政治的傳統認識。許多、可能大多數討論全球經濟的作者想當然地認為這些經濟的成功證明了三個命題。第一,世界科技正在發生大擴散,西方國家正在失去它們傳統的優勢。第二,世界經濟的重心將不可避免地轉移到太平洋西岸的亞洲國家。第三,可能在少數人看來,亞洲的成功證明了更少公民自由和更多計劃的經濟體制的優越性,而這種體制是我們西方所不愿意接受的。

    東亞非凡的增長紀錄只不過是由投入的迅速增長創造的,雖然令人難以置信,但亞洲經濟增長再也不是一個神話,這個簡單的事實對上述三個結論提出了質疑。

    首先看看發達國家正在失去它們的技術優勢的觀點?,F在技術在各國之間的流動越來越頻繁,新興工業化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生產率的能力越來越強大,目前討論世界經濟的很多文章認為上面的看法是不言而喻的。許多作者警告說,由于資本流向第三世界以及從那些國家進口產品損害了西方的工業基礎,這種技術擴散會給西方社會帶來巨大的壓力。

    就算這種說法的初始前提是正確的,它也有嚴重的概念錯誤。不過,不管怎么說,盡管技術可能在某些特定的行業擴散,但是已有的證據根本沒有表明,整個世界的技術差距正在消失的觀點是正確的。相反,金和劉遵義發現新興工業化國家和老牌工業強國之間“在技術方面并沒有明顯的趨同”;揚發現東亞“四小龍”效率提高的速度并沒有許多發達國家高。

    沒有任何技術迅速趨同的跡象可以解釋一個否則令人費解的問題:盡管關于南北資本流動有許多華麗的說法,但是在90 年代,到現在為止實際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很少--資本主要流向拉美國家,而不是東亞。實際上,一些東亞“小龍”現在已經成了主要的資本輸出國。如果這些工資水平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經濟正在迅速接近發達國家的生產率水平,那么這種行為就非常奇怪。然而,如果東亞的增長實際上主要是由投入驅動的,如果那里成堆的資本的收益已經開始遞減的話,這是非常合理的。不過,如果東亞的增長確實已經遇到了收益遞減的問題,那么就需要重新對待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的傳統認識。過分地渲染以下觀點可能會犯錯誤:除非發生災難性的政治動亂,否則東亞的增長速度在下個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可能繼續高于西方國家。然而,它不可能再保持前幾年的速度了。站在2010 年的角度來看,目前根據最近的趨勢來預測亞洲會獲得霸主地位,就好象站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來看,60 年代人們預測蘇聯將會獲得工業霸主地位一樣,都是荒唐的。

    最后,東亞增長的事實表明,我們可能不得不拋棄一些流行的認識。經常有人宣稱,東亞經濟的成功證明了我們傳統的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是錯誤的,這些經濟的增長證明了巧妙的產業政策和有選擇地實行保護是有效的;這些說法已經越來越常見了。詹姆斯法洛斯等作家們認為這個地區的國家已經形成了一種共同的“亞洲體制”,忽視它們的經驗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危險。眾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就更不用提日本了)大相徑庭的制度和政策根本就不能被稱作一種共同的體制。但是,不論如何,如果亞洲的成功反映了戰略性貿易和產業政策的優點,那么這些優點也應該肯定體現為經濟效率以不同尋常的、驚人的速度提高。但是根本沒有這種效率出乎意料地提高的跡象。

    太平洋周邊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異乎尋常地動員資源進行經濟建設已經得到了回報,這些回報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的。如果說亞洲的增長有什么秘密的話,無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為了在未來獲得收入而犧牲眼前的享樂。

    這個答案令人難以接受,尤其是對美國那些對降低赤字和提高國民儲蓄率的艱苦任務束手無策的政策智囊們。但是,經濟學并不是因為經濟學家喜歡沉悶而成為一門沉悶的科學;而是因為我們最終不僅必須屈從于殘酷的數字,而且必須屈從于它們所表達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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