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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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秋天，“四人幫”被粉碎已經一年，各項政策陸續落實，國家正在走上正軌。但是，畢竟“兩個凡是”還未批判，在意識形態上，很大程度仍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反修防修”的理論來批判“文革”和“四人幫”，諸如“資產階級代言人”、“復辟資本主義”、“搞修正主義”等。

9月19日的《文匯報》發表了一篇《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大批判文章，卻引起一場風波。如果其他報紙發表這篇文章恐無人注意，但由于《文匯報》在“文革”中的特殊表現和地位，人們對此非常敏感，有讀者寫信反映這篇文章是影射、攻擊中央領導，有嚴重政治問題。情況很快反映到最高層，葉劍英副主席批示上海市委要“徹底清查，嚴肅處理”。正是此時，在“文革”中備受迫害的馬達再獲重用，出任《文匯報》黨委書記兼總編輯，上任的首要任務自然是“清查”此事。馬達頂著來自上面下面、報社內外的壓力，認真調查，客觀分析，最后得出作者和編者并無惡意，寫作與編發的動機都是良好的。他如實向上匯報情況，避免了另一樁“冤案”的產生。實事求是向上匯報，本應是官員尋常行為，但是正如《文匯報》資深記者鄭重先生所說：“中國官員有不少是開順風船的角色。在官場上，常常是上面一吹風，下面就落雨，而且是層層加碼。本來是芝麻小事，可是經他們一辦，卻辦成了大西瓜?！彼Q贊馬達此事“做得很漂亮”（鄭重：《馬達印象》，《馬達自述》，第333頁）這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雖然開始“撥亂反正”，但畢竟沒有否定“文革”，而且，最高層對國家發展的新方針、新政策的認識顯然還沒有統一。略有“政治經驗”的官員，面對此種局面，大都會謹言慎行、密切觀察，等待“局勢明朗”再作決定。在這政治氣候變幻莫測的時候，馬達卻冒著極大風險，于1978年8月，在《文匯報》刊發了復旦大學一年級學生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引起軒然大波，轟動全國。最終，一個時期的文學，以“傷痕文學”命名。兩個月后，從10月28日起，《文匯報》又連續三天用三個版刊載話劇《于無聲處》的劇本，再次轟動全國。劇本反映、歌頌了1976年群眾公開反對“文革”的“四·五”運動。劇本刊出之時中央并未為“四·五”運動平反，刊登有關消息、刊發劇本要冒更加巨大風險。為此，《文匯報》專門召開了黨委碰頭會，在會上馬達談了自己的看法：“作為黨和人民的新聞工作者，作為黨和人民的忠實代言人，如果對上級不合實際的決定唯唯諾諾，不敢堅持原則，如果在人民需要你代言的時候躲躲閃閃，不敢宣傳真理，那還算是黨培養的和人民需要的辦報人嗎？”他的觀點得到黨委其他人的認可，一致決定全文刊發劇本。（《馬達自述》，第69－76頁）

《傷痕》與《于無聲處》的發表可謂“得風氣之先”，使《文匯報》一掃“文革”中的恥辱，迅速成為一張得到全國讀者熱愛的報紙。事后來看，可說是馬達“押對了寶”，符合了后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但他本人當時卻決無“押寶”的想法，只是堅持自己的信念、理想和原則。因此，稍后他才能頂住巨大壓力拒絕轉載“上面”要求全國大報都轉載的《解放軍報》批判“苦戀”的大批判文章。

1981年4月20日一早，馬達剛走進辦公室，就聽到電話鈴聲響起，原來是一位主管宣傳、報紙的市委書記對他說：“今天《解放軍報》要發表一篇重要評論，是批《苦戀》的。我在北京與總政已談好了，新華社播發后，你們要與軍報一起登?！辈痪?，一位他相識的《解放軍報》副總編也來電話，對他說，今天新華社要播發他們批判《苦戀》的文章，《文匯報》在全國影響大，希望一南一北，同時見報。中午時分，新華社電訊稿傳到，并且為此特發一“公鑒”，大意是說：“遵照上級領導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區報紙于顯著位置，轉載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钡R達卻不無納悶：“上級領導”是誰，指示的具體內容又是什么。

他不認識白樺，但卻看過根據小說《苦戀》改成的電影《太陽與人》，那是在1980年秋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的全國總編輯會議上，那次會議最后放了電影《太陽與人》，而當時這部電影已封存禁放，是作為反面教材放給會議代表看的。對這部電影、小說《苦戀》，馬達都認為確有些“問題”，但對現在這種“大批判運動”式的做法，對《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革大批判式的粗暴語言和文風，他更加不滿，于是召開報社黨委成員開會，討論此事。就在大家討論時，那位市委負責同志又第二次打電話問：“稿件來了沒有？你們準備發嗎？這篇文章很重要，是中央精神”，“我是同意了的”。馬達回答說：“我們正在討論”。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不能轉載此文。傍晚時，這位領導第三次來電話要求轉載，馬達在電話中把不擬轉載及其理由向領導匯報，但這位領導說：“你們對錯誤的東西為什么不批？應該轉載嘛。這是原則問題，你們要認真考慮?！闭f完就掛斷電話。

第二天，《解放日報》及全國各大報都轉載了這篇文章，獨獨備受矚目的《文匯報》未刊此文，一時議論紛紛。為慎重起見，馬達一到報社就約評論部、文藝部負責人討論研究，最后仍決定不轉此文，但報社自己寫一篇不扣大帽子、不打棍子、實事求是的說理文章，分析批評《苦戀》。這時，那位領導又第四次打來電話，嚴厲責問為什么不轉載軍報的評論文章，馬達又把昨天說的意見向他扼要匯報，對方未聽完就把電話掛了。這時馬達也火了，請報社的副書記坐等電話，如領導再來電話就記錄一下。果然，幾分鐘后，這位領導的第五個電話打來，記錄上這樣寫道：“你告訴老馬，不轉載是不對的，看風是要倒霉的，危險的。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經過市委的。你們是黨領導的報紙，不能自行其是……你們辦事不漂亮?！?P>面對主管領導如此激烈的指責，馬達不能不再三考慮，但想來想去，思考的結果是：“我抱定的想法是：‘我尊敬領導，但我更尊重真理?！仡櫸規资甑霓k報生涯，的確是個多次得到表揚的‘馴服工具’，‘黨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一句頂一萬句’，很少考慮‘為什么’，有時我也辦過一些錯事、蠢事?！?P>下轉63版

上接62版

但經過文革，“我開始對問題的考慮比較周到些，頭腦也更清醒些。如果沒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想不會發生轉載和不轉載的事，我也可能還在湖里湖涂地‘照辦’?！彼_信自己沒錯，想得到更高領導的支持，何況主管書記也說了是“經過市委”的。市委如何討論？如何決定？馬達認為這不是小事，是重要的組織原則問題，于是來到市委主要領導家中，向他詳細匯報情況和報社領導的討論意見。他詢問市委的討論意見，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沒討論；他提出，希望請他向主管報紙書記做工作，幫助溝通，主要領導則一口回絕，要他們自己彼此當面談談。無奈之中，他只得跨進那位主管報紙工作的書記家中，想當面匯報、溝通，但這位書記始終未說出不轉此文究竟錯在何處。到兩位領導家中登門拜訪而無結果，馬達怏怏地回到報社，電話鈴再次響起，記錄下了主管書記的第六次來電：“你告訴他，不要轉彎抹角，找某某（指市委主要領導同志），這樣要把關系搞壞的，是理屈嗎？……”晚上，他正在審閱新聞稿件時，電話鈴又響起，原來是那位書記的第七次電話：“是老馬嗎？這種事（還是轉載軍報評論文章的事），你們做得不漂亮。我們倆關系蠻好嘛，你們這樣做，以后我們怎么相處，怎么做朋友呀……”馬達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內心不禁感嘆：“兩天里七次電話，要把電話內容一一解讀一下，可不那么容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作為一個辦報人，為了堅持一點真理，可真不容易??！”

第三天，他接到市委辦公廳通知，要他列席下午的市委書記處辦公會議，討論批《苦戀》的問題。他很高興終有一個正式場合討論問題，可以把是非說清楚。會議開始，那位主管報紙的市委書記先發言，嚴斥馬達：“馬達，要知道，文匯報是黨領導的報紙，是市委的報紙，你眼里還有市委嗎？”馬達回答說：“對于中央、市委的決定、指示，我是堅決執行的，但并不是市委領導同志講的每一句話，我都要聽了照辦……”對方立即訓道：“你是老黨員，老報人，你不轉載軍報評論員文章，就是違反紀律，違反民主集中制?！?P>馬達辯解說：“我不是新黨員，我懂得民主集中制。難道只有領導說了算，下級不能提出意見嗎？”那位主管書記火氣更大了：“現在社會上就有錯誤思潮，你們究竟站在哪一邊？”馬達表示對錯誤思潮是要批評，但是要實事求是地批，用正確的方法批，《文匯報》已另外寫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批評《苦戀》，今晚就送他與市委審查。但對方仍大聲嚷嚷：“你們這樣做，就是不聽中央的、市委的……”說著說著站起來拍著桌子喊道：“你們這樣做就是錯誤，違反紀律，違反民主集中制?！边@時馬達也火了，也站起來大聲說：“我不知道我錯在哪里，上級說了，下級可以說出自己的意見嘛，如果我錯了，市委撤我的職好了?！边@時，主持會議的主要領導見雙方火藥味越來越濃，只好對他說：“老馬，你不要激動，不要激動嘛，總要講紀律，講民主集中制嘛?！彼瓉砀踩ゾ褪侵v這兩句話，就是不說誰對誰錯。

幾天后，市委幾位領導向正在杭州的胡耀邦匯報工作，那位主管報紙的書記向胡耀邦說上海有全國影響的《文匯報》總編輯馬達不聽招呼，站在錯誤立場上，不轉載《解放軍報》批《苦戀》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胡認真聽完了匯報，沉思了一會兒說：“這篇特約評論員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轉載，不轉載也應該是可以的吧?！贝耸陆K劃上句號。

馬達承認：“如今回想起來，這件事留在我的記憶里，是不愉快的。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寫著，‘報紙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下，總編輯要勇于獨立負責’。60年的辦報生涯告訴我，‘負責’是盡心盡力的，‘獨立’則雖有勇氣，卻難以實行，這有賴于黨內擴大民主，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保ā恶R達自述》，第77－87頁）一位市委黨報的總編輯可以如此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一再拒絕發表主管領導堅持要發的文章，正是在于他對理想和原則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