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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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的政治生活、甚至一度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黨報黨刊的作用至為重要。有時，一篇社論、一篇評論或一篇報道，就預示著一場影響全國人民命運的全國性政治運動的到來、發展、轉變或結束。在電視尚不普及的年代，報刊的作用更是無與倫比。直到現在，報刊仍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晴雨表。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直屬中共中央的報刊，但在某些“非常時期”，某些“地方黨報”起的作用卻超過了“中央黨報”。眾所周知，“文革”時期，上海地方黨報作用非常特殊，“文革”的發動文章硬是繞過中央在上海悄悄準備并繞過中央黨報而從上海的《文匯報》發表出來。

從1942年起在新四軍中開始從事新聞工作的馬達，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培養出來的“紅色報人”?！拔母铩卑l動時他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解放日報》黨委書記、總編輯，看到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的經過；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初期，他擔任《文匯報》黨委書記、總編輯，冒極大風險發表了《傷痕》、《于無聲處》等轟動一時的作品。他是這一段充滿驚濤駭浪歷史的參與者、見證人，他的“親歷記”無疑珍貴異常。

馬達出生于1925年，在上海讀初中時思想左傾，開始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地下黨批準16歲的他離開上海，越過數道日軍封鎖線來到新四軍蘇中根據地。由于工作出色，當年他就加入了共產黨。第二年，蘇中根據地創辦油印的《濱海報》，馬達被調到報社，由此開始了長達六十年的新聞生涯。

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上?？偣鶎佟秳趧訄蟆房偩庉?、社長。1956年，首都各大報醞釀改革版面和內容，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工人日報》等除革新內容外，都把“機關報”的字樣拿了下來。馬達認為《勞動報》也應把工會“機關報”的牌牌拿掉，并且在內容上更貼近工人、更多反映工人疾苦，不要把工會工作報道變成機關化內容等。經報告請示市總工會黨組，并向一位總工會副主席當面請示，均獲同意。但反右運動一來，這卻成為他“把一張工人階級報紙復辟為資產階級報紙”的罪狀。馬達要求核實自己報告、請示獲準的有關情況，但得到的回答卻是：“沒有這回事”。他回憶說：“聽到這種情況，我傷心極了。運動沒來時，大家相敬如賓，能夠坦誠相見；運動一來，就惟恐火燒到自己身上，能推則推，能賴則賴，好像變了一個人?！比伺c人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被破壞的。好在最后“定案”時，上級領導考慮到他“從小參加部隊，是在黨的懷抱里長大的”，未劃為“右派”，但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行政撤職的處分。直到1980年代，他的這個處分才完全平反。對此，他反思道：“為什么黨內就沒有自我申訴的制度？為什么共產黨員無權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呢？”（《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頁）被免去《勞動報》社長兼總編之職后，他被調去籌辦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志，擔任評論員。

從1963年到1965年，他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與時任市委候補書記的張春橋辦公室相連，經常在一起寫文件，侃大山，有時是無話不談。一天中午，他到張的辦公室，看他正在埋頭修改文件，隨口問張修改什么文件，張神秘地說：“我在改《文匯白頭情況》?！瘪R達從未聽說過這個“白頭情況”，甚感奇怪。因為他的工作任務主要是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報告，并隨市委最高領導去中央參加會議，起草發言稿和會議傳達稿；而且當時規定，凡中央下發的電報、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報的情況，都要交正副秘書長傳閱。經過一番詢問，才有人告訴他：“《文匯白頭情況》是張春橋親自安排的，連標題、樣式、字體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號，她正在上海）專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寫作班子。上海只發張春橋、寫作組兩份，陳丕顯發過兩期，后來停了。據說連周總理也看不到?！辈⑶易屗戳藙倧挠S保密車間送來的最新一期“白頭情況”。這期“白頭情況”是主要對姚文元文章的反應。

原來，姚文元批吳晗的文章發表后，各界并無更多反應，二十幾天內只有三篇來稿反駁這篇文章。在江青、張春橋的直接控制下，《文匯報》成立了一個三人小組，張幾乎每天與他們碰頭一次，傳達“上頭”精神，搜集“下面”反應，布置采訪對象、采訪要求，然后將這些情況整理出來上報。張春橋還布置《文匯報》在上海、北京分別召開文學界、史學界知名人士座談會，說只是內部談談，聽聽各位意見。這些善良的人們根本想不到當時的政治卑鄙、骯臟到這種程度，翦伯贊、李平心、周予同等許多人都對記者坦言自己的觀點，對姚文元的文章都不表同意，但卻被一份份按“人頭”整理的《文匯白頭情況》接連上報。他們的言論被作為“右派言論”、“右派分子”的代表，所以“文革”一開始就受到殘酷迫害，多人被迫害致死。

1966年5月，馬達剛被調到《解放日報》任黨委書記兼總編輯，上海市長曹荻秋要他到家中談話。他清楚地記得：“一進門，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給我一疊清樣稿，對我說：‘我剛從毛主席那邊來，他要我們解放日報、文匯報明天同時見報?！铱戳饲鍢拥谝豁?，上面用鉛筆寫了兩行大字：‘即發’，毛’，‘標題要大些’?！边@疊清樣稿是姚文元寫的第二篇文章《評“三家村”》，文章的矛頭更加明確地指向了北京市委。（《馬達自述》，第32、33頁）

1966年6月1日的 《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革”更加瘋狂，上海市委按照中央指示，成立了上海文革小組，已從書記處候補書記升任正式書記的張春橋任文革小組組長，組員七人，馬達為其中之一。在市委召開全市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干部動員大會前，市委提示《解放日報》發表一篇社論，配合大會。寫社論的重任自然由市“文革”小組成員、報社黨委書記兼總編輯馬達承擔。長期從事文字工作、起草文件和社論，對黨內斗爭深有所知、此時身居要職的馬達知道社論的分量，也明白一句不慎的后果，幾經考慮，終于寫好社論。社論寫好后，怎么也想不出一個保險合適的標題，思來想去，最后想到一個四平八穩的題目：《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上海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二天，市委開書記處會議，一是討論曹荻秋代表市委在全市干部大會上的報告稿，二是討論這篇社論。討論社論時，張春橋表示不滿，提出要加點分量、加點政治分量、應公開點名。后來他親自加了三大自然段。從馬達所細引這三大段全文，可以看到張春橋的“文風”，也是“文革”文風。張一口氣點了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上海電影局領導著名電影人瞿白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總編輯李俊民、著名學者王西彥、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等八人的名字。這八人，都是《文匯白頭情況》重點搜集的對象，由于社論公開點名批判，他們都受到了非常殘酷的迫害。對社論的標題，張春橋認為太長，改為《徹底揭露，徹底批判，徹底打倒》（同上，第37頁）。

“文革”狂潮很快使馬達受到沖擊。一些紅衛兵來到 《解放日報》造反，批判他“反對毛澤東思想”。其罪狀是有一張報紙第一版印有 “毛主席”字樣的標題，但第二版同樣位置上印有“外交部抗議美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暴行”字樣的標題，他們質問馬達：你們把“帝國主義”字樣印在“毛主席”的背上，這不是反毛澤東思想又是什么？還有的學生用放大鏡仔細查看報紙花邊，硬說花邊上有希特勒的“卐 ”標記，還有的從花邊中發現了“反標”，還有一條罪狀是他們發現某天《解放日報》版面上“毛主席”三個字的標題比《人民日報》小。這些，都使馬達挨了紅衛兵的許多皮鞭。為“糾正錯誤”，報社立即采取一些措施：深夜和《人民日報》核對重要新聞的標題，以免兩報不一樣惹來麻煩。二是夜班編輯增加一道工序，看大樣時要在燈光下把一版和二版、三版和四版大樣的標題疊在一起對一下，以免發生“政治錯誤”。他感嘆道：“辦報人這種做法，實在是無奈，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歷過，一定會認為是雙料的滑稽?！保ǖ?5頁）

從1966年11月起，他就被打倒了，先被關進“牛棚”，后被送到“干?！眲趧痈脑?。他記得，在這幾個月中他被掛黑牌在全市游斗5次，被大小批斗會600多次?！白鴩姎馐健迸肥羌页１泔?，有時被打得襯衣和血粘在一起難以脫下。

在“牛棚”中，被關押的都是“牛鬼蛇神”，但仍然有人揭發、匯報別人。馬達總改不掉當總編輯喜發議論的習慣，因此總被告發，經常挨訓。有一天，廣播里廣播“八億人民不斗行嗎？”的“最高指示”，晚上寫思想匯報時，他隨口說了句“為啥八億人民要斗，斗誰呀”，立即被匯報上去，被嚴厲訓話?！巴翘煅臏S落人”，這樣的時候告密之風仍然盛行，儼然成為一種文革文化（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