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建行、工行、中行的外國股東們紛紛開始出售自己手中各自銀行的股權，他們中的很多選擇了在二級市場套現。一時間，海外和國內的媒體紛紛做出報道，大家爭相計算股東們的收益。其實從那時起，我就很懷念我們曾經做過的這組關于銀行賤賣論的報道。之所以說組，是因為這樣的報道從2004年開始，我們持續做了大概兩年，從這個概念的提出，到圍繞其做報道，寫評論，再到這個概念成為國內財經界的一個通用名詞，我們一直在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

回過頭看，這樣的聲音可能稚嫩，可能略有偏頗，但依然珍貴。它代表著我們的熱情，我們的參與以及我們的冷靜自知。

2004年，正在準備上市的建行著手引進外資股東，過程艱辛。我記得曾任建行副行長的范一飛在接受我們采訪時曾回憶說，在和美洲銀行簽署協議前，建行先后接觸了20多家外國投資者，差不多把所有有可能成為戰略投資者的機構都找遍了。那時很多人也在問，既然這么艱辛，為什么非要引進國外投資者？

當時，在相關管理層看來，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之后，我國國有銀行的股權結構、董事會構成和公司治理以及市場競爭力前景都會發生變化，這些變化也正是中國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改的目的所在。

但是，中農工建交這五大國有銀行，是中國金融業的支柱機構，國外戰略投資者的進入會否改變銀行的主導權？同時，這些國有銀行即使上市后也會承擔很多“國家”任務。這其中的一些，對于國外戰略投資者，哪些不可說？他們的進入對中國的金融安全是否產生影響？

所有這些疑問，管理層是否有考慮及應對，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擔憂。

這也是我們做這組報道的初衷。在過去的幾年，大家一談起銀行賤賣論，就想到了銀行股權的價錢，其實，我們的用意遠不止這些。我們更關注的是上述的那些擔憂，以及在一樁樁交易背后，中國的銀行和外資的股東之間，他們的關系如何處理。

這樣的一組報道是當時市場部集體智慧的產物。這個概念，是王勝忠提出來的，我還記得那時他和我，以及我們當時主跑銀行的記者李利明之間圍繞這個概念進行的激烈討論。我們對當時國有銀行上市過程中引進外資股東中一些細枝問題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在差異中尋求共性。

事實上，這組報道中的大部分文章是由李利明完成的，作為一個編輯，我更多地是看到他的稿子后感慨他對中國銀行業了解之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