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面對咼中校的《深圳，你將被誰拋棄》一文中質疑，深圳政府官員的回應是“如果要拋棄的話，深圳做不好，只能是自己拋棄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拋棄”。如今，深圳將8萬所謂的“治安高危人群”清出深圳，實際上就是一個自我拋棄的舉措。它拋棄的不僅僅是8萬人，而是一個移民城市所必須的包容精神。沒了包容，這所城市將淪為末流。

我們是否對深圳太過嚴苛？因為在對待外來人口和官方利用“有罪推定”原則劃分出的“高危人群”上，深圳此舉措并非第一家，首都北京就利用圍墻和攝像頭的“封村模式”對外來低收入階層表示“北京不歡迎你”。在控制城市人口規模上，政府的行政性措施已經不是個案。而且深圳也有充足的理由為自己辯護，這座城市將于8月舉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清理運動是為了滿足體育賽事的安保要求。但是相較于其他類似的城市，深圳讓我們受傷更多，這就如同我們發現自己最寵愛的孩子犯錯一樣。

這座當年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城市本身就是移民城市，是全國唯一一個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倒掛的城市，其1000多萬人口中，戶籍人口不到200萬人。正是外來人口的涌入，讓當年的小漁村變成了如今的大都市，如今深圳的幾大領頭企業萬科、華為等的創業者，都是外來人口，深圳讓人羨慕的活力也來源于此——無數的移民從底層打拼、奮斗，為了自己的夢想，也成就了深圳這個創新創業之都。對外來人口的排斥，實際上是深圳對自己過去的否定與背叛。一句話，深圳，外來人口你傷不起。

深圳的官方可能怒斥我們“亂扣帽子”，因為他們要清理的是“高危人群”，并不排斥外來人口，比如在其“十二五”規劃中，就明確地提出落實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孔雀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力爭引進50個以上海外高層次人才團隊、1000名以上海外高層次人才和10000名以上國內高層次人才。我們并不認為深圳想成為精英城市有什么錯，而作為政府，擁護一個群體的同時，打壓另一個群體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當然，每個城市不歡迎對社會和公眾可能產生危害的群體。但深圳定義的“高危人群”又是什么樣的人呢？滿足條件的無非是，有犯罪前科的、從事非法行業的，甚至無正當工作的、晝伏夜出的、被群眾舉報的等等都被列入“高危人群”。想幾十年前，那些憑一腔熱情奔赴深圳的創業者，基本上都是無正當工作的，甚至是社會的邊緣人群，按照這個定義，當年深圳的創業者，基本也可以劃為“高危人群”。

另外，無論是北京的“封村運動”還是深圳的“8萬人清理行動”，都存有明顯的法理缺陷。地方政府不能妨礙公民的自由遷徙權，深圳要打造成精英城市也沒問題，政府可以用高房價、高就業門檻、產業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讓非精英者逃離城市，但不能用公權力將他們直接驅逐；另外公權力應該對違法者依法進行處罰，或判刑，或勞動教養或拘留等，但絕不能未經法律程序，就對民眾做“有罪推定”，直接扣上“高危人群”的帽子。

深圳為什么讓我們受傷更多，是因為深圳是我們寄予很多希望的改革試點城市，這個城市不僅僅是經濟特區，還應是政府行政改革和社會管理等改革的試點城市。在我們的設想中，這個城市不應該有藐視法律的官員，不應該有粗暴執法的警察，應該有人性化的社會管理條例，應該有制約公權力的監督機制。但是現在看來，很讓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