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討論并通過了《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的決議》，分析了國內外經濟形勢，提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政策措施。

今后五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年均增長7%，保持物價基本穩定。 “十二五”規劃著重強調了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城鄉區域結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生產要素投入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經濟結構，降低了經濟發展速度的要求，提出了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要高于經濟增長速度的目標。怎樣看待“十二五”規劃提出的這些目標和任務。

防止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多美元，依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從經濟發展歷史看，許多經濟體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達到中等收入后都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20世紀70年代以來幾十年經濟沒有大發展。

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往往面臨許多挑戰。

一是收入分配不平等，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發展一般伴隨著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收入分配中存在劉易斯倒U型曲線現象，如果沒有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不僅難以改變收入分配狀況，反而引發經濟社會矛盾，使經濟陷入停滯。

二是城市化進程出現問題，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城市化的加快推進的過程，如果基礎設施、就業、住房、公共服務等不能和城市化同步推進，就會出現貧民窟和城市病等問題，影響經濟發展。

三是金融體系面臨挑戰，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需要利率市場化、本幣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等金融體系的改革以促進經濟向更高程度發展，在金融體系改革和調整的過程中，極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容易出現資產泡沫，拉美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都是例證。

四是產業結構轉型和科技進步受到發達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雙重壓力，一方面，發達國家在科技、經濟、軍事方面處于優勢地位，中等收入國家很難同他們競爭；另一方面，低收入國家有工資低等后發優勢，中等收入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升級處于兩面夾擊的險境，產業結構調整十分困難。

五是人力資本的問題。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工資成本開始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衰落，高技術、高技能勞動力將出現短缺，而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非一蹴而就，人力資本將成為瓶頸制約。

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看，這些問題不同程度地存在。表現在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大量關鍵設備和技術依賴進口，科技研發與經濟發展的結合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科技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小。經濟增長主要靠物質資源投入，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加大，部分地區幾乎沒有環境承載能力。

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財政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不斷上升，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通過壟斷獲得大量利潤，很少向包括國家在內的股東分紅，城鄉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逐步下降，個人、行業、區域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人口老齡化加速，社會保障壓力加大。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矛盾突出，總量過剩與部分崗位“招工難”并存，符合產業結構調整需要的專業人才、技術人才明顯短缺。

潛在經濟增速會降低

從中長期看，一個經濟體的增長水平是由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提高以及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決定的。在經濟增長理論中，除了資本和勞動數量投入引起的經濟增長外，其他因素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高、管理水平改善等引起的經濟增長都稱作全要素生產率，因此，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關鍵。

如果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勞動，就是粗放式的經濟，是“只流汗而沒有智慧”的經濟；如果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就是集約式經濟，是“既流汗又流智慧”的經濟。模型測算表明，在1978-2010年中國經濟平均年增長9.9％中，資本積累、勞動力總量擴張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推動經濟增長5.8個百分點、0.9個百分點和3.2個百分點。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快速積累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三分之一，遠低于同期美、歐、日等主要發達國家平均70%的水平。從影響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看，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勞動力從低收入的農業部門向高收入的非農業部門轉移等資源配置效應、對外開放包括利用外資和對外貿易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等是主導因素，分別貢獻了全要素生產率的47%和30%左右，國內科技進步和教育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作用相對有限。

“十二五”期間，從生產要素推動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率會有所降低，潛在經濟增速估計會從改革開放30年來的10%左右降至9%左右。理由有三點，一是資本積累的速度減慢，相當一部分制造業產能過剩，企業技術缺乏、創新能力弱、投資意愿低，高投資難以維持。

二是盡管城市化進程仍在進行中，但受到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缺乏等制約，農民工生活成本高，勞動力從農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速度會減慢，由勞動力流動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相對下降。

三是國外技術外溢效應減弱。我國勞動力成本已經開始上升，礦產、能源、環境成本也在提高，加上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出口增速會減慢，通過外經和外貿渠道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會減弱。雖然我們可能通過增加人力資本和自主創新能力，提升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但現階段，經濟增速減慢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

容忍經濟增速減慢

從現實情況看，“十二五”期間把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在7%-9%的速度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首先，中國有保持較快經濟增長速度的現實條件。中國進入中等收入中國家行列，正處于城市化、工業化加速時期，汽車、住房、旅游、教育、文化等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事業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還有較大的投資需求。只要妥善處理好“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就可以釋放出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

其次，“十二五”期間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沒有相對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矛盾會更加突出，經濟結構性問題難以調整，改革也難以推進。

再次，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后，經濟增速減慢是客觀規律，對此要有容忍度，不宜盲目追求過高的增長速度。只要把經濟增長速度控制在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之下，企業有一定的閑置生產能力，才能迫使企業加強競爭，為生產要素的結構性配置騰出空間，要素投入結構和產業結構才能得到調整。

與此同時，“十二五”時期，物價漲幅會有所提高，但仍會處于溫和狀態。但“十二五”時期，世界經濟將進入低速增長期，發達國家普遍實行極度寬松貨幣政策促進其經濟增長，全球通脹預期較高，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壓力加大，會產生輸入性通貨膨脹。

“十二五”期間，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高于經濟增長速度，也意味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主要農產品、資源類產品價格逐步上漲會成為常態，由這些產品價格上行引致的物價上漲也是合理的。

（作者為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