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格丹·高拉爾奇克

　　決定著冷戰后世界秩序是 “單極時刻”理論（查爾斯·克勞特海默1990年提出），以及美國在幾乎所有重要領域的前所未有的主導權。在經濟方面，這種主導表現為被稱作“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計劃。新自由主義計劃包括影響深遠的市場貿易自由化、高度的私有化、對經濟及金融市場的放松管制，以及（在經濟過程中）政府角色的淡化。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各個機構在全球各地支持和推廣這項計劃，被稱為世界上最高效的系統，并很快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規則，被所有轉型時期的（后共產主義及其他）經濟體所接受。

從目前的角度看（盡管至今時間尚短），我們已經可以說，這個自由的藍圖運行至2008年的經濟危機，在此之后面臨了猛烈的抨擊并被徹底拋棄。甚至“華盛頓共識”的教父約翰·威廉姆森都對它提出了批評，并且承認他“會做出一些修改”。例如，鑒于這次經濟危機的經驗，他會要求對金融市場實施監督和監管，盡管他仍然不理解“為什么對私有化有那么多反對意見”。換言之，在將近20年以后，“單極時刻”已經走到了盡頭，一如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共產主義陣營垮臺之后的熱潮中所做的“歷史終結”的夢想。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計劃已經過時了，恰如美國和歐洲有關自由民主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夢想。

使這一事實更為顯著的是，處在變革時期的中國沒有同意實施 “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的要求，盡管中國接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甚至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權威米爾頓·弗里德曼。

確實，在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在“改革之父”鄧小平1992年富有遠見的南巡為中國的改革注入了新動力之后，中國在極大程度上放開了市場并且加入了現存的唯一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這一動向的最高成就是中國于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與此同時，中國以不斷增強的決心拒絕了來自國外的解決方法，進而采取了自己的模式，更確切地說，采取了遠東 “經濟四小龍”(中國臺灣、新加坡、中國香港、韓國)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情況而得出的發展經驗，而且這些亞洲國家實際上信奉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念。中國第二階段的改革就是這樣誕生的（在第一階段，中國試圖像蘇聯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一樣改造社會主義）。早在2004年，一位在中國的大學里教書的西方講師約書亞·拉莫把它稱為“北京共識”，其觀念在原則上是與華盛頓共識的規則相悖的。新提出的“北京共識”是西方（美國）發展模式的替代品，到現在為止被看作是無可爭議的，2008年以后在經濟上也似乎是有生存力的。因此，我們對英國資深研究員波波羅（BoboLo）的話不應該感到驚訝：“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只不過證實了它 （中國共產黨）的信念，即中國的以國家領導的現代化優越于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P>世界市場崩潰，“華盛頓共識”的根本規則遭到損害，現在關于中國的發展模式或范式展開了一場國際辯論（目前仍在進行當中），但不是關于“北京共識”（甚至中國也因“不當”而否定了這個概念），這一點并不令人驚奇。

這場豐富的辯論促成了 “中國發展模式”基本設想的誕生 （且不論其名稱如何）：

——政府務實地、不帶意識形態色彩地靈活處理改革或必要的變化。在過去的幾年中，這種方式甚至被解讀為國家的“科學發展觀”，這將與所有意識形態的實驗和教條相悖；

——對變化與改革實行漸進的、謹慎的管理，甚至在可能出現錯誤或失敗的情況下后撤。這種策略被恰當地表述為“摸著石頭過河”；

——清醒地判斷自己的能力與機會，在瞬息萬變的國際舞臺上冷靜評估新的選擇；

——國家積極參與經濟進程，與新自由主義的“弱勢政府”信條相對立；

——國家干預主義，從1990年代末起，對工業實行“抓大、放小”，對幾個“戰略性行業”實施國家管控，例如軍工、銀行、電力生產與傳輸、石化、電信、民用航空及造船等行業；

——由“強勢政府”指導發展，正如中國的悠久傳統告訴我們的，只有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經過認真選擇的、目標明確的精英領導之下，發展才有可能；

——這樣，我們就可以談論回到“精英治國”。這種回歸明顯體現在由“改革之父”鄧小平的想法而發展出來的官員輪轉制度，特別是由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一代國家領導人取代上一代領導人；

——投資人力資源，在所有領域內都強制實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這個理念是從現任領導人開始的 （自2005年起），受到現實的推動；

——將改革與全球化進程相結合，這種行為帶來兩種重要結果——對世界市場進一步開放，以及不僅強調經濟發展，也越來越重視技術進步（一方面表現在中國充滿活力的航天航空計劃中，另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品牌的不斷擴張中，包括已經眾所周知的產品如聯想、華為、海爾、康佳、格蘭仕、TCL或中興等與最新的信息技術相關的品牌）；

——接受基本人權，然而僅停留于普世的層面，即強調食物和住房的保障，即滿足市民的基本物質需求，而不是西方的個人自由；

——建立在家長制儒家學說的規則上的新權威主義，這種復興的儒家學說根據當下的挑戰做了調整，并且結合了社群主義的規則，這些合力構成了與個人自由主義的對立；

——史無前例的、依托全球化進程而進行的、影響深遠的對外開放（與仍在流傳的刻板觀念相反，中國經濟對外國市場的開放程度遠比日本高）；

——因此實施對外交往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傳統方針——明確支持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獨立自主、互相尊重，并消除與鄰國的任何領土爭端矛盾以確保復雜而艱巨的國內改革順利進行。開始時（自2003年起），后一項體現為“和平崛起”策略，但是后來（2007年以后）演變為“和平發展”策略。

綜上所述，中國式的轉型和發展模式在很多方面與華盛頓共識和西方版本的自由民主有全面抵觸。然而，應該補充而且必須強調的是，根本沒有所謂的 “中國發展模式”（目前為止），因此也沒有“北京共識”，而只有痛苦、艱巨的轉型過程。由于這個轉型過程還沒有完成，它帶來了一種發展的混生物——既有（至今）仍在高效運轉的經濟，同時也有尚未完成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建立法制 （這在中國已經開始）。只有在這些關鍵領域內的改革完成的時候——但在這些領域內沒有改革藍圖可供參照——我們才能夠談論恰當的、完整的 “中國模式”。我們可以說中國是新興市場的推動力量，如同汽車的發動機，但是這部發動機的某些構造尚且不為人知，仍嫌粗糙，未經打磨，并且明顯需要改進和完善。

（作者是波蘭外交家和漢學家，曾先后擔任過波蘭駐奧地利、泰王國、緬甸大使，現為華沙大學歐洲研究中心訪問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國際關系、中國問題和后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