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李剛”正在流行。說這話的李啟銘涉嫌醉酒駕駛，造成一死一傷的慘劇，目前已被刑拘。

媒體報道稱，事發后，李啟銘若無其事、一臉輕松，被攔下后竟聲稱“看把我車刮的”、“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等。這無疑令一次交通肇事演變成對于特權行為的集體聲討。有評論直指“‘我爸是李剛’背后的權力驕橫”，頗能代表當下民意。

近年來，官員及其家屬徇私舞弊、目無法紀的現象接二連三地發生?！捌瘛?、“我是局長”等言論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民眾的神經。事實上，在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種種特權行為瘋狂攫取社會資源，已經引發民眾的極大不滿。對于“我爸是李剛”的聲討，實質上是這種不滿的又一次集中爆發。

這次，陷入風暴眼的是一個年僅22歲的年輕人。事發后，李啟銘迅速被人肉搜索，其爸爸“李剛”被查證是保定市北市區公安分局副局長。于是，“官二代”、“個性張狂”等定語接踵而至，“禽獸”、“內心骯臟”等咒罵聲則更是不絕于耳。

盡管當地警方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誰，只要觸犯法律，將嚴格依法予以懲處?！钡浾摬⑽赐Ｖ箤@一事件的關注。事發后，河北大學的“禁言”行為，以及“圍觀者”的集體沉默，更加深了輿論的憤怒和不滿。

如果李啟銘只是一個普通肇事者，沒有官員家庭背景，也沒有在現場說出“我爸是李剛”之類的話，事態或許會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但事發至此，輿論大有要將李啟銘嚴辦重辦之意，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憤。

對于李啟銘的辯護，當然應該留待法庭上使用。沒錯，李啟銘涉嫌犯罪，但我們不能因為他說了什么不當的言論，就要在他身上加諸法律之外的懲罰。在群情洶涌之下，輿論是否也應該思考，如何將對特權的憎恨與對交通肇事行為的認定予以較為清晰地區分？

對于事實的認定，本應由法律去做。然而，輿論之所以對這一事件異常關注，無非一方面來自于對特權的痛恨，另一方面來自于對法律的不信任。輿論不愿意再一次被迫接受這樣的“經驗教訓”：李啟銘不僅以“官二代”身份醉酒肇事，而且很可能因“官二代”身份而被輕判。

因此，輿論執著地在場圍觀。這一刻，輿論并不考慮是否會干涉司法，而是幾乎一邊倒地對李啟銘大加撻伐，以此向司法施壓。這其中夾雜了多少道德評判，又夾雜了多少長期積累的對于特權行為的不滿情緒，已是很難量化的了。

在這種語境下，幾乎沒有人在意一個年輕人事故之后是否會驚慌失措，以至于失言、失態。類似“看把我車刮的”、“我爸是李剛”的話語，當然可以解讀成“官二代”的蠻橫驕狂，但是否也隱含了一個年輕人在做錯事之后習慣性地找借口、逃避責任？

對一個“官二代”作這樣的輕罪化推理，在當前勢必為人們所唾棄甚至謾罵。然而問題就在這里，一旦被戴上“官二代”的帽子，似乎我們就只能對他進行譴責，喝令其認罪伏法，而枉顧其在法律上是否還有權益。

魯迅稱曾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度中國人，當前輿論也正是如此對待現實的。在這種揣度之下，輿論認定的事實是否會變形，從來不會為輿論所考慮。相反，對現實懷有一種樸素的認知，反而可能會被認為是幼稚甚至居心不良。

處于社會深刻變革期的我們，越來越相信自己所認定的那一套，而所謂公平正義，所謂相信法律，似乎越來越成了笑話。正因如此，種種“陰謀論”才會大行其道。

在事實面前，種種莫須有的猜測總像陰影一樣籠罩著輿論。一般而言，輿論常常自適性地選擇一個出口進行簡單宣泄。而在事實和自我認定事實的中間，輿論常常選擇后者。

然而，我們自我認定的事實，往往與事實或法律認定的事實多少有所出入。這種出入反過來又堅定了人們對于社會不公和陰謀論的認定，從而導致惡性循環。

這一環到了“我爸是李剛”這里，又一次集中引爆了輿論。在這個過程中，輿論看似火力兇猛，快意恩仇了，實則充滿著不可名狀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