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判斷,經濟結構調整是“十二五”規劃的關鍵詞。過去十多年間,結構調整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決策層的視野,但也從未取得轉折性的進步。這預示了調結構的艱難和迫切性。實際上,作為先導性改革的資源價格改革已經啟幕,目前,石油、天然氣、水電等價格改革步伐明顯加快。
中國已經確定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讓百姓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實現有尊嚴的生活??梢灶A期,“十二五”期間,以公平公正為主旨的社會改革也會逐步深化。包括醫改、教改和社會保障改革等一系列社會改革,雖然頭緒萬千,但也都已破題。比如衛生部部長陳竺上周說,中國新醫改啟動一年,已經建立了覆蓋90%人口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基本醫療體系。
社會領域的改革,有賴于經濟的長期穩健增長,各種保障體系的建立,無不意味著各級財政持續的投入,各種社會矛盾的消解,各種權利關系的理順,背后也常常隱藏著復雜的利益關系,政府需要以真金白銀填補欠賬,或者以贖買的方式,換取某種利益集團的妥協,以達成社會利益群體間的均勢。一旦經濟增長后續無力,各種社會改革很可能功虧一簣。
不過我們注意到,在社會領域改革分步推進的同時,經濟改革的深化正如履薄冰,步步艱難。對市場經濟基本法則的堅守,屢屢讓步于行政管控的實用主義;破除國有壟斷,過去十年間決策層三度發文,文件級別一次高過一級,但是“國進民退”卻成此次金融危機期間及危機后無可回避的現實。即使在社會領域,對于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也時常被“截訪”、野蠻拆遷等公權力的濫用毀于片刻。而這卻往往打著“保穩定”進而保經濟增長的名義。
這表明經濟內生的增長動力正在弱化。何以如此?經濟內部動能的釋放,過去是通過放松管制實現的。這主要體現在對民間資本的認可,體現在有節制的承認經濟自由,并為經濟自由的實現創造必要的條件。這成就了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繁榮,不過卻難以護佑中國經濟和社會未來的成長。
結構調整意味著利益的重整,尤其是民間企業獲得更自由的成長空間。但是這卻可能受制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某種僵化和后退,受制于官本位、權力本位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滯。何以解憂,惟有政改。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此有清晰的認識。他曾經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會遇到人的障礙?!?P>這是鄧小平的遠見,也是他未竟的改革事業。過去數月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五談政改,或表明決策層對此已有清晰而堅定的認知。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社會改革也不會獲得成功。我們期望,“十二五”規劃能夠打開政改通道,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保證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實際上,無論經濟改革打破僵局,或者社會改革取得突破,都需要政治改革的保駕。一個真正和諧的中國社會,必然要在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這三駕馬車的共同拉動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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