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

　　國家實力雖然沒有統一的定義，但對于這樣一個概念，專家學者還是有不少共識的，如國家實力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人口、領土、資源稟賦、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以及政治穩定及能力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有關國家實力的研究報告中，課題組所引用的國外專家或機構關于國家實力或權力（power）概念，皆把人口作為衡量國家實力的要素；而引用的國內同行的研究中，都沒有出現人口要素，這或許與我國長期宣傳我國人口眾多是一個沉重負擔有關。

在分析國家的綜合國力時，可以從硬實力與軟實力兩個方面來分析。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將綜合國力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種形態。硬實力（HardPower）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基本資源（如土地面積、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軟實力（SoftPower）則分為國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認同的程度和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等。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軟實力正變得比以往更加突出。

大國硬實力的或文明的能量在一些國外學者，如亨廷頓看來，主要是由一國的領土、人口、經濟實力、軍事能力等構成，而在構成大國實力的要素中經濟力量又是關鍵?！洞髧呐d衰》作者肯尼迪指出，世界上有一種變革的動力，這個動力主要由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所驅動。如果說經濟力量是決定其他力量的關鍵，而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必然成為各個大國優先保證的發展戰略核心，那么大國的人口要素與大國核心實力——經濟成長又是什么關系呢？怎樣的人口變遷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是有利的呢？對于這個問題，哈佛大學教授DavidE.Bloom和JeffreyG.Williamson以動態的人口結構視角做出了回答。從人口要素上講，穩定的勞動力人口規模，相對年輕的勞動力人口結構是保證一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積極條件。

大國實力的較量也是軟實力的較量。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以其文明文化價值觀為核心的，是由一套價值體系和制度構成的。如果說一個文明價值體系及觀念是一國軟實力的核心，那么軟實力的規模和能量就與這個文明價值系統的共同體——人口緊密相連。具體說來，首先，人口規模是一個文明規模和能量的基礎，是一個文明價值觀的基本載體；其次，合理的人口年齡結構是文明價值體系保持活力和應對外界挑戰的必要條件；其三，人口素質則是傳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條件。

我們可以通過兩個例子來說明人口要素在文明價值體系中所起的作用。20世紀末科索沃戰爭直接導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而單單從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這是阿爾巴尼亞族和塞爾維亞族兩個民族人口規模結構發生變化的結果，這是稟賦兩種不同文明的共同體沖突替代的結果。長久以來，雖然塞族將科索沃視為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搖籃，不愿放棄那里的一寸土地。但現實是，科索沃兩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民族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今在約220萬的科索沃人口中90％以上是阿爾巴尼亞族，他們信仰伊斯蘭教，其余是塞爾維亞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東正教。這就是科索沃民族沖突以及當今要求獨立的人口學背景，在這里一個人口規模擴張的民族正在取代另一個人口規?？s減的民族，從而一個舊有的文明價值體系也被另一個新的所取代更換。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當代最發達的民主國家美國。2008年的美國選舉將載入美國歷史史冊，也將載入人口史史冊。于多種成分（血統、族裔、文化、信仰等）聚于一身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奧巴馬的勝利固然有多方解讀，但單單從人口學的角度去觀察，從動態的結構視角去分析，奧巴馬的勝利首先來自于美國社會人口族裔結構的變化，毫不夸張地說，奧巴馬的當選是以美國社會人口的族裔結構改變為基礎的。1950年，白人人口占美國總人口近90%，1990年降至80%，2000年美國人口普查，非白裔的美國人已經上升到了25%，2008年總統選舉之時，非白裔美國人口已接近30%，而且人口年齡結構較輕（與選民結構有關）。美國選民族裔結構和年齡結構的變化都是奧巴馬當選的基礎。由于奧巴馬身上的“多元”背景（血緣、族裔、信仰等），他的美國價值取向必定與布什不同。歷史的經驗昭示我們，人口要素對一國軟實力影響的表現形式：或以 “刀光劍影”式文明共同體——人口規模的“征服替代”，或以“兵不血刃”式文明結構——人口族裔結構的“顏色革命”。

從大國實力競爭的較量歷史看，也有許多深刻的啟示。19世紀是西歐大國角逐的世紀，更是英法“兩雄”競爭的世紀。大國實力競爭的背后也是人口的較量，英國的人口優勢在19世紀超過法國，也超過其他國家，如人口增長快、年輕型人口有活力、有生機，最終成為19世紀歐洲大國的“領頭羊”。歷史是如此詭異，當年英國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是受到法國大革命思潮的“刺激”而寫就的，不過馬爾薩斯人口論并未在英國“結果”，卻在法國“生根”。馬爾薩斯人口論發表200多年后今日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世界的文明版圖，這是一個英文主宰的世界，而法語卻只能偏于一隅，還在為主權而戰，誰能否定這事實上是當年英國人口增長擴張的勝利呢？

20世紀是美蘇世界爭霸的世紀，同樣也是美日經濟競爭的世紀，是一場輪番上陣的 “三國演義”。如果從人口學的角度去解讀，同樣會看到，美國無論是在人口數量規模的增長上，還是人口結構變化上，都毫無疑問占據了優勢。以日本與美國經濟實力的較量為例，20世紀80年代，創造了東亞奇跡的日本曾經是一派光彩奪目的景象：日本經濟傲視群雄，日本制造、日本文化被人們津津樂道。然而僅僅過了20年，這一切就像過眼云煙，日本現如今根本沒了對美國說“不”的底氣了。探究這樣一個巨大的反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從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一目了然。也就在這短短的20年間日本人口進入了加速老化期，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國老齡化指數則是由11.2%微升到12.3%，變化不大。請注意，是日本人口年齡結構如此急速老化這樣一個動態過程使其喪失了與美國競爭的人口實力。

再來看看21世紀大國之爭，如今有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四國“后起之秀”，21世紀是這“金磚四國”競爭的時代。在這四國之中，中印“龍象”之爭更為引人關注，更被認為是“龍象崛起”的世紀。中印之爭中國的人口準備好了嗎？誰將走得更遠？從人口變遷的角度來分析，我們的人口形勢并不令人樂觀，特別是2020年以后，中國將進入加速的老齡化過程。因此，僅從人口學的角度，從動態的結構視角，從中印兩國人口要素的動態比較上看，無論是人口數量的變化趨勢如勞動力人口數量的變化，還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過程如老年人口比例的變化、勞動力人口中的年輕人口比重的變化，中國人口實力明顯不占優勢。

當我們自信滿滿地追趕美國并與印度形成競爭之時，我們需要從人口的角度，認真地審視比較一下大國人口方面的變化趨勢。中國在未來10年、20年間，面臨著勞動力人口減少、人口加速老齡化、人口總量減少三大變化。毫不夸張地說，這將是我國歷史上正常人口最大的人口變化。與我們的追趕目標美國相比，我們的老齡化速度快于美國，但卻沒有像美國那樣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與競爭對手印度相比，雖然目前我國人口占有優勢，但未來勞動力人口劇減和加速老齡化會使我們的發展后勁嚴重不足。大國實力的人口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長跑”，而是一場艱辛的“馬拉松”！單單從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趨勢比較上看，我們處在極為不利的境地，我們的大國實力——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有可能不僅追不上我們的目標——美國，而且有可能被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印度所趕超。

目前我國的人口政策本質上是人口自身發展和社會經濟文化可持續發展的“衰落”之源，無論是對我國硬實力還是軟實力持續和增強，都是削弱的，是完全不利的。不徹底廢除，我們將是歷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