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剛

　　我今天講的主題是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即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變遷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今年有一個看起來比較振奮人心的消息，在第二季度，中國GDP超過了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把交椅。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認真地在 《外交政策》（2010年1、2月合刊）雜志上發文預測說，2040年中國GDP規模將相當于全球 GDP的 40%，遠超過美國（14%），成為唯一超級大國。這樣一個預測應該很鼓舞中國人心，因為中國多少年來說要復興，至少在GDP總量上我們要復興。

顯然以上預言是很樂觀的，因為它基本建立在趨勢外推的基礎上。一個自然的問題是，未來30年會重復過去10年的故事嗎？未來30年會怎么走，當然取決于我們的經濟潛力、國內政治以及國際的環境，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變量?？梢钥隙ǖ氖?，我們未來30年的人口演化絕對不同于過去30年，它注定會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前車之鑒是日本。日本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也大致有30年的持續高速增長，號稱“日本奇跡”，使它的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位。但就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有人喊“日本第一”的時候，日本迎來了“失去的10年”，甚至有人說是“失去的20年”，從那時候起日本經濟增長基本上就停滯了。一些人把失去年代歸因于日元被迫升值、泡沫經濟等，但這些金融因素恐怕很難真正解釋?，F在看來，失去年代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人口問題。

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14-60歲的勞動人口總量開始減少，而且其總人口在2005年左右開始下降。中國現在的人口演變趨勢已經跟它20多年前高度疑似了。我們已經在前30年重復了日本奇跡，會不會也重蹈日本隨后20年的覆轍？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很大。而且，與日本比較舒坦地度過“失去的十年”不同，中國的感受會痛苦很多，因為中國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遠不及20年前的日本。

為什么人口減少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或衰退？現代經濟學一般把經濟增長歸因于五大源泉，即物質資本、勞動數量、人力資本、技術知識和自然資源。而人口變動跟其他四個因素的變動有很強的關聯，人口要是減少了，可能就是一損俱損。

經濟與人口的正相關

我們為什么特別強調GDP總量？因為經濟總量直接跟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有關。我們國家目前還不富裕，人均收入仍在世界100位左右。但是我們現在是一個大國，甚至被人家稱為超級大國，被捧為G2，主要原因是我們人口多，使得我們總量比較大，展現了綜合實力。其實，談及綜合國力，完全可以拋開GDP因素，因為人口數量本身就反映國力。如果人口萎縮，即使國民很富裕，這個綜合國力也夠嗆。

有的人可能不屑于這種大國情懷，強調更要關注人民的富裕，人均GDP比總量GDP更重要。因為人均GDP等于總量GDP除以人口數量，有人就認為如果能把人口分母減少，人均GDP就自然上升了。這是一種典型的線性思維，把復雜事情極端簡單化了。有人專門做過一個統計分析，把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做了一個相關分析，發現其實兩者沒有統計相關性。如果把中國各省作為一個經濟體，你再做一個人均GDP和人口密度相關性分析，你會發現兩者呈現很強的正相關。也就是說，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它越富裕。

為什么以上線性思維是錯誤的？理論邏輯在于，如果沒有其它經濟要素額外抵補，當人均GDP公式中分母減少時，分子可能減少得更快。因為，從宏觀經濟角度看，有效需求對GDP具有主導作用，而人口減少導致的基本消費減少和自發投資減少會引起有效需求更大程度的減少（乘數效應），進而導致GDP減少快于人口減少；從微觀經濟角度看，人口減少會導致大部分地區人口密度降低，導致供給的規模經濟效益降低，從而減少人均產出。

人口密度下降可能是許多嫌人太多的國人夢寐以求的，以為這樣可以提高大家的生活質量。殊不知人口密度快速下降，也可能帶來的嚴重問題。曾經的世界汽車之都——美國底特律1950年有185萬人口，但今天其人口數量不足當年的一半，成為美國過去60年來人口銳減最多的城市之一，而人口失業率卻高達13%。福布斯甚至預言她在2100年后會消失。如果一個城市童話般干干凈凈地人間蒸發，也許并不可怕。但實際的衰亡過程對該城市的居民不啻為長期折磨。其實，現在歐洲許多地方都在上演類似的村莊、城鎮消失的故事，擴展的并非悅目的綠地而是破敗的廢墟。至于人口密度急劇下降所造成公共設施維護不足、局部或全局的公共財政危機，則是更多的人口衰減的地方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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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失調的風險

談到人口結構問題，我這里主要談兩類結構：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關于年齡結構，人口金字塔可以直觀地把它表現出來。但是，現在我國的金字塔是個明顯倒立的金字塔。這種倒立金字塔顯現的問題是年輕人相對過少、老齡人口比例增長太快的問題。年輕人過少首先會帶來勞動力短缺問題。自2003年左右珠三角地區已現民工荒，在2010年在東部甚至中部都普遍出現了民工荒，大有全面爆發之勢。對此現象有不同解讀，但我認為我國自2009年左右19-22歲勞動力達到高峰（大約1億人）后開始快速減少應該是主要因素，而且在未來十年該年齡段人口會減少一半。這是一個很大的減少，顯然經濟應對不了這么快的調整。

實際上中國經濟近30年發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比較優勢上，比較優勢就是人口紅利，這個用完了以后，問題就來了。如果制造業開始空洞化的時候，我們經濟轉型不順，別的產業不能填補空缺，這對經濟是一個致命沖擊。有人認為勞動短缺是期盼已久的好事，表明我們將告別失業（剩余勞動力），進而提高工人議價能力。這些說法乍聽有理，細究不然。勞動力短缺會最終引致本國投資減少、企業倒閉，使得就業崗位也減少，也就是說人口少未必失業率就低。而且，失業是有結構性的，年輕人短缺并不能消減大齡工人失業，民工荒也不能自然解決大學生就業難。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有效地利用了所謂“人口紅利”，但與此同時也切切實實地累積了大量 “人口欠賬”?！叭丝诩t利”的另一面也許就是“人口高利貸”，而這個高利貸一定是要還的。

老齡人口比例增長過快（老齡化）既是我們社會發展進步的自然結果，但也是人口控制政策進一步有力地推進的。與發達國家自然演化的結果不同，我們的典型特征是“未富先老”。老齡化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發展問題，也涉及到一個基本的人道主義問題，或者老年人養老問題。試想世代獨生子女家庭，倘若三代共處，一對年輕人就要贍養4位老人；如果四世同堂，一對年輕人甚至要贍養12位老人。即使心存孝道，恐怕也會力所不能及。有人據此提出社會化養老可能解決問題，可嚴峻的現實意味著這種想法無異于畫餅充饑。

聯合國估算數據顯示，如果目前人口變化趨勢不變，到204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的數量將占總人口的28%，遠高于目前的11%。退休人口不斷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減少，資金一直嚴重不足的社會養老體系就有可能崩潰。事實上，目前我國能領取養老金的老人只有4000多萬，而公共養老保障體系的覆蓋面只占人口總數的15％，離傳說中的“社會養老”還很遠。

人口結構的另一個表征是性別比例。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目前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每出生100個0至4歲的女孩，相應會出生123.26個同年齡段的男孩。如此發展下去，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到4000萬。那時，每5個成年男性中就會有一個“光棍”。失調的性別比將大大引發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以及極端的反社會行為。這無疑是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觀念、性別篩選技術是人口比例失調的動因和兇器，但政府生育控制政策也顯然是一大推手。

中國臺灣、日本的人口密度顯著大于中國大陸，但少子化已經引起了他們的人口焦慮。根據最新人口報告推估，臺灣生育率逐年滑落，今年跌至0.94人。為鼓動大家生育，臺灣有關部門專門特舉辦“鼓勵生育創意標語競賽”。臺中市民張芝菁以“孩子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力拔頭籌贏得大獎。我很欣賞這個有些回歸傳統說法，孩子，不僅是傳家寶，也是社會傳承的唯一載體。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的數據顯示，到2030年日本勞動人口會比目前少一千萬，在那之后會出現經濟負增長。日本要面對的最大課題是如何克服人口減少帶來的問題。厚生勞動省的報告悲觀指出，勞動力衰退將影響日本市場規模，還將損害多項國民利益。日本如果無法及時補救，在一連串的惡性循環中，就將面對在二十多年后走向貧困。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似乎 “急中生智”，在2006年新年記者會上提出日本人應該“像狗那樣生兒育女”，一時成為國際笑談。2009年日本領導人提議給新生育家庭每月發放補貼，直至孩子年滿15周歲。

經過30年的社會巨變，伴隨30年的生育控制，中國人口處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現在已經進入“低生育率、低慣性增長和老齡化加速”的時代。隨著人口形勢從量變到質變，與人口變動相關的社會風險也在一天天積累，“人口安全”已經成為一個現實必須應對的課題。人口演化有其自身規律，并非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控制的。比如，我們知道強制減少生育不易，但國際經驗表明，鼓勵甚至強制增加生育更難。一種生育模式一旦形成，它將有巨大的社會慣性，改變它需要百倍費力?？紤]到人口變動慣性和有關指標顯現的長時間滯后性，當危機全面爆發的時候再來解決，就為時已晚了。中國港臺、韓國、日本等人口密度遠高于中國大陸的經濟體當今的焦慮已經給我們發出了強烈的信號。面對目前人口的新局面，現在人口政策調整應該已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