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教授針對汪暉教授博士論文《反抗絕望》的抄襲指責尚無定論，馬上又有網友蒙面指責朱學勤教授的博士論文、成名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涉嫌抄襲。這讓大多數讀過這兩位備受尊敬的學者的著作，甚至聲稱被他們啟蒙過的中國年輕人深受震撼，在網絡上感嘆“學術理想國的覆滅”。結合起同期正鬧得沸沸揚揚的唐駿先生涉嫌學歷造假問題，更是讓人悲鳴。學術界的道德水準竟然并不比商業世界的道德高到哪里去。

在對待抄襲或作假指責時，處在風口浪尖的這三位公眾人士采用了不同的回應方式，或者，用令人憎惡的功利和實用主義角度來說，汪暉先生、朱學勤先生和唐駿先生都采用了自己的“危機公關”手段。

商界明星，同時也應該更熟悉各種“危機公關”的唐駿先生采用的手段是先拒絕置評，隨后接受采訪公開發表意見，但是這種表態旋即被指責為“狡辯”，在被稱為“狡辯”的公開引發進一步的巨大反彈之后，唐駿先生隨即又陷入沉默。汪暉先生則在一開始就保持沉默。倒是他在學術上的同道們看不過去，超過80位學者發出了一封聯名信給媒體和汪暉先生供職的清華大學，聲稱對汪暉先生的指責是“令人困惑的、有組織的媒體攻擊”，同時“證明汪教授的學術誠信以及他在國際亞洲研究中的重要性”。朱學勤先生的態度和回應最讓人稱道，他馬上宣布自己不會像汪暉那樣保持沉默，聲稱自己會寫文章來回應抄襲指責，意識到自辯或許不足，隨后又聲稱自己已經向復旦大學遞交調查申請，將問題交由學術機構仲裁，如果被認定抄襲成立，自己將交還博士學位證書以警后人，同時辭去擔任的教授和博導職務。

與此同時，在支持汪暉先生的學者聯名信和朱學勤先生的回應中，都指責了大眾媒體的參與。

“媒體攻擊，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對研究的不屑，并且絲毫不理解大學的學術研究是怎樣在豐富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這種攻擊是“媒體文化”針對一個特定學者的“無端的攻擊”，聯名信中說；而朱學勤先生則說：“大眾傳媒應該更多關注當事人和批評者雙方的行為反映方式、仲裁機構運行方式等，而不是對學術問題本身充任審判官?！?P>當然，他們不會否認，他們也需要大眾媒體來傳遞出他們對大眾媒體的指責。如若不是大眾媒體所施加的壓力，也就不會有聯名信和回應。甚至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嚴肅學者在通過大眾媒體對抄襲事件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林毓生先生和余英時先生通過《南方都市報》呼吁“負責督導校內學術發展、維持學術秩序的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與清華大學校長，有政治與道德的責任盡速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根據調查報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則的決定……中國學術界庶幾可以走向良性循環”；易中天先生通過接受采訪和撰寫發表于大眾媒體的文章表達類似觀點；張鳴先生等人也通過大眾標題表示支持學術調查。

會有洞悉世事的人跳出來勸告當事諸人，對此種指責不聞不問即可，無需回應，也無需為之感到煩憂。因為無論是大眾還是大眾媒體都有健忘癥。他們轉瞬就會忘記自己曾如此熱烈地討論和指責過這種智識上的欺詐與不道德。汪暉先生和唐駿先生保持的沉默態度可能也正出于此種心理。當然，像朱學勤先生所期望的那樣，希翼涉嫌抄襲的學者去主動尋求學術機構的調查，顯然不現實。沉默者通常只是希望以此來使指責者忘記指責，而不是沉默著去核查自己的被指責之處。

因此，作為“公開與透明”之平臺，作為大眾媒體，我們在此聲稱，我們仍然堅持公開與透明的必要。正像易中天先生所主張的那樣，即使是尋求專業學術機構的調查，我們也希望這種調查仍然“公開與透明”在大眾媒體之上。我們呼吁涉嫌者都能秉持“公開與透明”的態度。我們向朱學勤先生的開放態度致敬。但與此同時，我們仍然堅持作為大眾媒體的參與，以保證“公開與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