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木，到子長、吳起，這些民生領域的“平地驚雷”為什么發生在陜北的“能源走廊”上？僅僅是因為這里因煤炭、石油等資源迅速聚集的財富嗎？

從經濟實力來講，這些地方只能說還算不錯——只有神木進入了全國百強縣，吳起的情況要差一些，而子長的政府可支配財力與全國大多數縣城相仿，大約6億元左右，在很多地方，這甚至只能勉強保障公務人員工資等政府運轉費用。

問題是，為什么那么多百強縣都沒有做的事情，陜北做了？

從最初的種種質疑到現在的認同，輿論已經呈現出一邊倒的贊揚聲，這些由基層政府自發進行的分配實驗并不是“烏托邦”，人們逐漸認識到，過去往往被認為觀念相對落后的西北地區官員，也許確實擁有一些與眾不同的“政績觀”或者“發展觀”。

主持設計神木醫改方案的神木縣康復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張波對我講過一句印象很深的話——“是進一步地追求GDP、搞一些形象政績工程，還是真正為老百姓做一些實事？不讓老百姓受益，我們改革開放30多年，發展經濟干什么？”

長期以來，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然而公職人員精力、政府財力畢竟有限，在經濟建設和民生保障兩者之間，往往游移不定，前者關注的多了，做的多了，后者就難免少一些。追求GDP、把大量精力放在當地經濟建設上，對于更多的地方政府來說，是一種常態，即使成為百強縣，也難免面臨持續不斷的增長壓力。

而陜北這些地區的政府理念、行動，更像是一種“倒逼式”的轉型——政府插手經濟事務的空間有限，遂有更多的注意力和資源分配到民生保障等服務領域。

陜北的財富積累得益于石油、煤炭等資源。而眾所周知的是，對于石油資源的開采，國內僅有中石油等 “三大”，以及陜西的延長集團具有資金；而在神木，煤炭資源也早已被神華、兗礦等能源巨頭和民企爭相搶占。從榆林開往神木的高速公路兩旁，兗礦等企業的煤礦比比皆是。

這意味著，陜北的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不需要將大量精力放在招商引資、產業升級等經濟事務上：石油資源涉及央企，地方難有話語權；而煤炭資源的切分，尤其是神華等大型項目，往往需要延安市甚至陜西省拍板決定。與大量發展制造業等常規產業的中國區縣相比較，陜北的地方政府經濟事務可能要更“空閑”一些。

不需要插手、或者說難以插手經濟事務，客觀上對政府理念和行動轉型是一種“倒逼”：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從體制上說，我相信任何一個地方政府的官員都有抓經濟保增長的欲望，但既然無從插手，這些或貧、或富的陜北縣城執政者們，才得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思索民生保障問題，設計出成本不一的改革方案，并付諸行動。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了與眾不同的發展觀。

從這個意義上說，陜北的模式不可復制，不在于方案是否可以異地操作，而在于政府理念在特殊情境下發生的切實轉變。只是我想，如果其他的地方政府，一定要通過一道“防火墻”來隔離政府機構與經濟事務，以實現倒逼轉型的話，難免是一種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