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史研究近年來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一個熱點，蔣介石研究已經成為了民國史研究領域的重中之重。隨著學術環境的不斷寬松，新資料的不斷開放，對蔣介石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從“漫畫”到“寫實”的過程。當學術界熱衷重新解讀蔣介石早期或中期活動時，對臺灣時期的蔣介石進行系統評述的成果卻不多見。由陳紅民、趙興勝、韓文寧著的《蔣介石的后半生》按照時間先后順序，以專題方式全面系統論述了蔣介石在臺灣時期的思想與活動，彌補了研究方面的缺憾。

關于蔣介石后半生在臺灣的研究，作者無法避免幾個重要問題，比如中美關系、中日關系、蔣介石如何建立威權政治、蔣介石如何培養蔣經國順利完成權力交接、蔣介石與臺灣社會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受傳統史學之影響，大多研究者面對這些問題，難免立刻做出蓋棺定論式的評判。然而，《蔣介石的后半生》并未輕易對蔣介石的是非功過做出定論，更多以尊重歷史與事實方式，闡釋其來龍去脈。

與美、日的控制與反控制

過去大多研究者認為蔣介石敗至臺灣后，對美國百依百順，成為了美國的“走狗”。該書基于扎實的史料認為，面對大陸方面強大壓力之時，蔣介石不得不依靠美國，但又認為美國損害了臺灣當局的主權，損傷了蔣本人的自尊。蔣一直試圖擺脫美國控制，獨自做出選擇，美臺之間始終存在著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

譬如，朝鮮戰爭爆發之際，“杜魯門未同臺北磋商，即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并以命令式的口氣要求臺灣停止對大陸的軍事行動。這種蠻橫的做法幾乎無視國民黨政權的存在。這使一向以“美國盟友”自稱的蔣介石大失臉面。作者認為，“國民黨發表的聲明，既接受了美國將軍事力量部署在中國領海，干涉中國內政的事實，又委婉的表達了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立場?！笔聦嵍?，如無美國支持，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絕無安定可言，朝鮮戰爭為臺灣提供了起死回生的機會。

蔣介石在臺初期，美國也并非一如既往地采取支持態度，其所為確乎出于其本國利益。從杜魯門總統任期間的棄臺，到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支持臺灣；從尼克松訪臺，到“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簽訂，其中亦有杜勒斯準備“敦促和勸說蔣介石放棄金門”，甚至不惜使臺灣分離?！懊琅_共同防御條約”的主導權在美國，蔣卻不得不予以批準，無法改變“條約”事實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從蔣介石本人考慮，是為保證臺灣不被大陸攻陷；美國則擔憂臺灣問題將其拖入與大陸的戰爭之中。美國對臺政策，既對臺有所援，又對蔣“反攻”大陸有所限。

蔣介石基于美臺關系事實上的不平等，對美國無視中國主權與尊嚴的行徑，“批評美國的對臺政策”，表達嚴重不滿情緒，“堅持臺灣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的基本原則?！痹诿绹蛛x臺灣的過程中，在1954年第一次臺灣危機中，蔣介石希望美國能夠協防金門，但美國人并不理會蔣之態度，積極推行“?；鸢浮?。蔣在壓力之下，只得表示“大陳撤退是主動而不是在聯合國?；饓毫ο轮袆印?。

正因為蔣介石“既想獲得美國的援助，又不想服從美國指揮棒的態度，也惹怒了美國人”，從而導致臺美關系始終存在著一些不和諧的因素。1957年在臺灣爆發的五二四反美事件，使美臺關系經歷了波折。當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到1965年，美國徹底關上了對臺軍援、經援的大門，說明臺美關系的“蜜月時期”已經成為過去，從而為中國重返聯合國，開啟中美關系正?；倪M程提供了可能性。

在蔣介石主導的對外關系中，對日關系亦為重要。蔣介石希望通過對日的“以德報怨”，以建立一種良好的臺日關系。本書有較多篇幅論述了蔣介石的對日和約問題，但最終結果是日本“充分利用兩岸對峙之利，極盡敲詐勒索之能事，不僅最大限度地擺脫了侵略戰爭之罪責，并進一步謀取最大政治、經濟利益，則尤為中華民族之悲哀，實值兩岸國人之反思”，蔣介石也不得不放棄戰爭賠款的要求。日本作為戰敗國，理應感激蔣介石的寬容，事實卻未能如此，臺日之間長期存在著爭執。1963年下半年，臺日關系風波再起，直到演變成一場危機。當臺美關系發生變化時，臺日關系也發生了危機。

對黨、政的改造

當蔣介石對外關系頻頻受挫之際，如何對內確定治理秩序，樹立信仰，改變大陸時期國民黨派系林立之窘況，是其時最重要的考量?；谠诖箨懯〉慕涷灲逃?，蔣介石加強了對國民黨的改造，重塑國民黨的核心，嚴密國民黨的組織；在政治方面，推進地方自治，滿足新興階層的參政意愿。

蔣介石去臺后，認為在大陸失敗的最大原因，政治上“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亦放棄崩潰”?！包h應為政治之中樞與軍隊之靈魂?！币笞畲笙薅忍幚砗命h政軍關系，改造國民黨，避免黨政關系錯位。蔣在自我反省時，也注意向中共學習，研究中共的組織、軍隊等各方面情況。

朝鮮戰爭期間，蔣介石利用放松了對臺壓力之際，開始了對國民黨的改造。在中央層面，16人組成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取代了由460人組成的國民黨第六屆中委。蔣此舉“有違國民黨的制度，反映了其反民主的獨裁作風”。國民黨的改造“一開始充滿濃厚的個人色彩，權力已從有名無實的中央委員會公開移向以蔣介石為主，陳誠、蔣經國為輔助的新核心”。為了照顧國民黨元老們的情緒，蔣介石特別設置了“位尊而無權”的中央評議委員會。在地方層面，蔣介石采取了“黨員歸隊”，對于所有黨員，一律納入黨的基層組織，強化組織紀律建設等措施，加強國民黨對黨員的控制。

經過改造的國民黨，在國民黨七全大會時，選舉蔣介石為總裁，“已重新確立了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與六全大會相比，“中央執行委員會規模大為縮小，中央改造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成了中央委員?！备脑爝\動后，“國民黨內的派系山頭基本上被削平，絕大多數元老重臣紛紛落馬”?！白允Y介石任命中央改造委員會開始，確立了以后歷屆國民黨中常委人選首先由蔣介石提名的制度?！敝饾u在臺灣政壇形成了一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官邸派”。

蔣介石深知大陸的失敗是“我們自己打敗了自己”，在政治改造方面，推行地方自治，“為了淡化國民黨一黨獨裁的本質，蔣介石還要提出要找少數有影響的非國民黨人士出來選舉?！比绱?，蔣介石擴大了國民黨治理的基礎，保持了基層政權的穩定。地方自治雖有諸多局限，但“為臺灣民眾在基層參政議政提供了一定機會”，“此后國民黨對選舉的控制力也日漸薄弱”，這也是此后國民黨面臨著進一步放寬政權的緣由。

進行政治整肅

國民黨敗退臺灣后，龐大的政權結構與官僚體制和狹小的統治區域產生了矛盾，政出多門，非?；靵y。蔣介石為樹立其權威，進行政治整頓，建立權威統治。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首任行政院長陳誠對機構進行精簡，確立了“八部二會”，并運用專家政治，增加非國民黨籍人士。軍事上調整軍事組織，厘定“軍政”與“軍令”兩大系統，建立嚴酷的“戒嚴”體制，長期存而不廢。重建特務系統，“防諜肅殲”。

蔣介石的政治整肅是從1951年毛邦初開始的。毛邦初與周至柔的矛盾，演變為毛邦初與臺灣當局的矛盾。毛邦初同意其助手將周至柔的腐敗問題以及國民黨利用美援游說美國人的資料通報給了美國人。因毛邦初“挾洋人以自重，告洋狀，蔣介石就將積壓的憤怒一齊發泄在毛邦初身上”。蔣介石的政治整肅，主要是針對那些高級官員中以美國為背景而自以為是，或與中共有關聯的官員，整肅目的為使官員對蔣個人保持高度忠誠。

抵臺初期，蔣介石建立了由兩部分組成的權力核心：一是以陳誠、蔣經國等主持國民黨改造的一批忠誠骨干，一是以吳國楨、孫立人為代表的與美國關系密切者。蔣不得不依靠美國之際，對吳國楨、孫立人等人尚能重用。但政權相對穩定之后，蔣的整肅加速。1953年蔣對王世杰案的整肅，引出了吳國楨案。不過，蔣介石對吳國楨這張依靠美國的“民主”招牌，處理時猶豫再三，當吳國楨滯美不歸時，仍希望能“使之覺悟復?！?。在蔣介石看來，“國楨籍美聲援，有恃無恐，以為非他不可……對余亦不在心目?！笔Y對吳國楨、毛邦初的看法竟然驚人一致，均為“挾美以自重”，最后開除了吳國楨的黨籍，吳此后定居美國。

“孫立人案”同樣是因孫具有美國背景之故。孫立人具有西方式的工作態度，因其非黃埔系，與黃埔大佬們有矛盾。孫“討厭蔣經國的政干系統對其軍事權力的干預，主張撤銷軍隊的政工制度”。稍有不同的是，蔣以郭廷亮匪諜案為借口而整肅孫立人等。蔣介石同樣礙于美國人的意見，處理孫立人案猶豫不決，“勿使美國及其反蔣派引以為獨裁口實耳?！笔Y先后四次擬定了處置的具體辦法。盡管該事件的真相仍是一個謎，但標志著蔣介石在與美國的控制與反控制較量中又取得了勝利。

推動臺灣經濟、社會的發展

中國歷代以來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即土地問題。當大陸進行轟轟烈烈的激進式土地改革時，蔣介石在臺灣卻采用了相對和緩的、和平的土改方式。在具體程序上，首先推行 “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使農民完全擺脫舊式租佃關系、成為擁有土地的自耕農。然后實行“耕者有其田”，在不增加農民負擔和兼顧地主利益的基礎上，采用溫和手段，使農民獲得土地。這種溫和的改革方式，除了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國民黨與農民的關系，相當長的時間內，農民都是選舉時國民黨的鐵票”，“減少了土地分配帶來的社會動蕩”，有些地主成為了“現代資本家”。

推進社會進步是一個全面的工程。當中國大陸進行 “文化大革命”時，蔣介石在臺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突出“復興中華文化”的口號，并將其發展成為一場范圍大、持續久的政治運動。這場文化復興運動使臺灣保持了儒家文化的傳承，出版了一大批傳統文化的著作，創辦了中國文化大學，對依靠傳統文化恢復社會秩序具有一定功能。

進入70年代后，蔣氏父子發起的革新運動，使臺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得到了進一步推動。當國民黨已到了不變革無以生存的嚴重關頭，20世紀70年代蔣經國主導的這場革新被成為“革新保臺”。這場運動使蔣氏父子基本上完成了權力的交接，而且確已改造了不少適應島內政治、經濟發展并且日益成為革新阻力的僵化保守的制度和官僚階層。

傳記最難把握的是掌握好通俗性或學術性的程度。傳記著作不同于純學術著作，前者著眼于語言通俗、流暢，重在對事件的描述；后者在考據功夫上要求更甚，需要理論架構與邏輯推理。該書運用大量珍貴史料，以通俗性、中立性的學術語言進行解讀，又穿插了不少首次曝光的相關照片，作為歷史敘述的補充。讀者既可按若干專題一氣呵成，亦可細嚼慢咽，不經意間，全面閱讀蔣介石的后半生。然而，該書尚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第一，在研究內容上仍有諸多空間，該書對于蔣介石后半生的個人生活、感情、心理方面的變化著墨不多。譬如，蔣在臺灣承受的精神煎熬或家庭樂趣（與孫輩游山玩水或蕩舟劃船等）、蔣對大陸情形的關注（日記中有大量對大陸發生的重大事件的關注性語言）、蔣晚年對基督教的態度（日記中寫基督教的語言越來越少是否是其信教發生了變化？）、蔣晚年的思想體系與觀念轉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論述較多）等等。

第二，在研究資料上，仍有進一步利用的空間。蔣介石日記在2009年7月已全部開放，作者后來也專程去斯坦福大學閱讀查抄了蔣介石晚年所寫的日記，因出版匆促，該書所使用的蔣介石日記只到了1955年。使1956年之后蔣對第二次臺海危機的態度與應對、蔣對越南戰爭的關注、對晚年胡適的態度、對處理雷震案的內心世界等一些方面，在心理描繪與蔣本人的真實態度及思想變化上未能得到更為精細的體現。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