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朝華

“國退民進”未見拐點

近年來，媒體上關于“國進民退”的議論很多，在我看來，當前中國經濟中并未出現普遍的、系統的國進民退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39個工業行業數據，在2005～2008年的四年內，國有工業、三資工業和私營工業的全部總資產中，國有工業的比重從55.42%下降為50.10%，三資工業的比重從30.30%變為29.76%，而私營工業的比重則從14.29%上升至20.14%。如果分行業來看，則可以發現，在這39個行業中，國有工業在36個行業中的總資產份額是下降的，三資工業在20個行業中的總資產份額是下降的，而私營工業的總資產份額在39個行業中都是上升的。

從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所創造的利潤來看，在這四年內，國有工業的利潤總額從6519.7億元上升為9063.6億元，但其占三類工業全部利潤總額的比重卻從51.0%下降為36.4%。同期，三資工業的利潤總額從2005年的4140.8億元增長為2008年的8242.6億元，而其占三類工業利潤總額的比重基本未變，從2005年的32.4%微降為2008年的32.2%。與此相對，私營工業的利潤總額從2005年的2120.7億元猛增至2008年的8302.1億元，占三類工業全部利潤總額的比重翻了近一番，從16.6%上升至32.4%。

即使是在一些被指認為明顯存在“國進民退”現象的行業中，國有工業的份額仍然處于下降通道。如在這四年中，國有工業在鋼鐵行業和石油天然氣開采這兩個行業中的總資產比重都下降了1.2個百分點，而煤炭行業中的國有工業總資產份額更是下降了6.7個百分點。

從整體上來看，至少在我國的工業領域中，并不存在明顯的國進民退跡象。相反，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退民進趨勢仍在延續，未見拐點。

在這個問題上，還需要注意區分暫時性的、局部性的現象與普遍性的、系統性的趨勢。不可否認，近年來，中國的部分經濟和社會領域中出現了明顯的“國進民退”現象。中國的國有經濟部門和某些政策部門當中，也確有一些利益群體希望并力推中國經濟結構的“國進民退”轉變。但更應該看到，這一切都屬于暫時性的局部現象。因為，近三十多年來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漸進擴張是有其深層動因的。

簡單講，這深層原因是中國社會對發展、致富和現代化的強烈追求。而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來講，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民眾致富和國家現代化，一個必要條件是要在經濟領域里不斷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而國有企業制度恰恰是在這一點上無法適應中國社會的基本需要。

更重要的是，當今中國正在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而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是，轉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確立一種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可長期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實際上是在資源利用效率方面對中國經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只要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目標不變，中國經濟中不僅不會出現全面的“國進民退”，而且還會進一步的民營化。

披露機制缺失

概括起來，目前，主張國有企業應該上交利潤的主要理由大致有三類。

第一類理由著眼于國企資本所有權的利潤分享權。其邏輯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資本屬國有資產，企業運用這些資產贏得了利潤，理應向資產所有者（由國家代表的全民）支付紅利。但這一主張忽略了國有企業利潤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國有企業的資產和利潤都屬全民所有，將這些利潤用于國企的自身發展或上交財政，都不違背這筆收入歸全民享有的原則。

這樣來看國企利潤的處置問題，就不應將其視為一個收入分配問題，而應視其為一個資源配置問題。

顯然，做這樣的資源配置決策不能靠邏輯，而要靠核算。如，將國企盈利用于國企自身的發展和再投資，將獲益幾何；而將這些盈利轉用于其他的經濟、社會領域，又將造福多少。沒有具體的數據和核算，不足以成為定論。遺憾的是，迄今并未見有人真正提出過這方面的系統核算。在許多時候，社會公眾甚至連國有企業到底有多少利潤都不清楚。

第二種理由基于國有企業代理問題。有一部分觀察者說，由于目前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對國有企業內部人缺乏有效監控，如果允許將大部分利潤留在企業內部，這些利潤就可能通過各種方式轉化為企業內部人的私人福利、工資和在職消費，有損全民利益。

這種論點超出了純經濟分析范疇，帶有社會分配的性質，成為近年來推動國企分紅呼聲不斷高漲的重要理由之一。在此邏輯下，國有企業內部成員的高收入和高福利屢屢被推至輿論批評的浪尖風口。但即使如此，這類訴求的主張者仍然有必要為自己的論點提供實證依據。如國有企業的利潤在國企內部的基本分配情況、國企內部成員的工資福利支出情況，以及國企內部的工資福利制度實況等等。沒有這方面的系統信息和專業分析，關于國企利潤的分配主張也只能是猜想，不能成為相關政策主張的依據。遺憾的是，提出這類主張的人士也沒能提供任何清晰、系統的數據和資料來證明，到底國有企業在利潤使用上有什么具體問題，國企成員的高收入和高福利是否反映著對國企利潤的濫用。究其原因，仍然是企業外部人無法了解國企內部的盈利狀況和利潤使用情況。

第三類主張國企應上交利潤的理由是國企壟斷論。有些分析者認為，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以壟斷性大型企業為主，因此國有企業的利潤具有壟斷利潤的性質，應該上交政府。但這一訴求的邏輯很奇怪。因為，既然存在壟斷，則治本之策在于消除壟斷。只有在無法消除壟斷 （如存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壟斷）時，才要考慮通過法律或行政措施征收壟斷收益。目前，我國的高盈利國企絕大多數處于非自然壟斷性產業領域中，如果確認這些企業的利潤是壟斷利潤，則當務之急應是反壟斷，而不是如何分配這些利潤。但是，基于這一視角的主張者也沒有就國企利潤的壟斷性提出過硬的證據來。究其原因，是因為絕大多數評論者和批評者難以掌握有關國有企業利潤來源的基本資料，他們的批評和訴求也多是霧里看花。

總之，當前有關國企利潤處置問題的真正難點在于缺信息，因而解決國企利潤處置問題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建立國有企業基本經營信息的披露制度。只有先弄清國企盈利的總體情況，了解其主要來源、盈利原因、基本趨勢、內部使用情況及效益，以及國企利潤運用上的有關機會成本，才能為國企是否應上交利潤以及應上交多少利潤的討論提供必要前提。無此前提，則所有的討論都是空論。

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國企主管部門的官員都是受全民之托管理和運用國有資產的代理人。因此，對于他們的經營行為和決策后果，全體國民有權利進行監督。而監督的前提之一就是掌握信息。一般上市公司因占用了股東的投資，就必須向股東披露經營信息。那么國有企業占用了全民的資產，有什么理由拒絕向全體國民披露經營信息呢？而且，一個上市公司的股東只是國民中的一小部分，而每個國有企業的所有者都是全國的所有公民，因而從邏輯上來講，在不涉及國家機密和商業秘密的前提下，對國有企業的信息披露要求應高于、嚴于一般上市公司，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應該比一般上市公司更陽光、更透明?？傊?，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國企基本經營信息披露機制應成為體現和保障國企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基本機制之一，而盡快建立這一機制應成為下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

利益和風險應對稱

國有企業是企業，也需要發展。從理論上來講，不能說國有企業只能退不能進。國有企業要發展、要進、要做大做強，完全可以。但有一條，即國有企業的發展應遵循公平競爭的原則，依法按市場經濟中的商業化規范行事，而不是憑借政府的行政保護和干預來謀求擴張。那樣的擴張，既無效率，更無公平，長遠來講，對社會和國企自身都無益。

以國有企業高管人員的高薪酬為例，國企領導人年薪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應該不應該？對此不好簡單臧否。從現有干部工資制度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薪酬水平遠遠超高過了國家最高領導人，顯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從市場中公司高管人員薪酬的一般水平來看，國有企業，尤其是到海外上市的國有企業，其高管人員的高薪酬就有其合理性。

這就要遵照經濟學的一般原則——利益和風險對稱，權利和義務匹配。國企高管人員要想拿市場化的高薪酬，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干部身份和鐵飯碗；而若要想保留干部身份和鐵飯碗，就不能拿市場化的高薪酬。否則，一方面享受著市場化的高收入，另一方面卻不承擔市場化的競爭風險，一人既兼得市場化和行政化的好處，又擺脫了市場化或行政化體制所固有的約束和責任，顯然是不合理的。一句話，國企高管的人事制度，要市場化就全市場化，要行政化就全行政化。雙軌并存，短期過渡可以，長期實行弊病極大。

總之，改革開放至今，已沒有必要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設立差異性政策，不應該人為地扶持一類企業，抑制另一類企業。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都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必要主體。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以提供基本市場規則為第一要務。應在政策原則上明確，不論國企還是民企，都可以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由發展，公平競爭，贏者進，敗者退，優勝劣汰。這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正道。而對于國有企業的發展和改革來講，重點應在于推進企業運營的法治化和透明化，并要求其通過公平競爭做大做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