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一點確定無疑：是應該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了。撇開民生和社會公平不談，當前房價飆升，一些重點城市泡沫化趨勢日趨嚴重。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房價收入比超過15倍，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的房價收入比則超過50倍，雖然中央政府多次警告或出手抑制，但房價漲勢不止，一旦泡沫破滅，則可能導致系統性風險，危及中國經濟安全。

自2003年，中國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之后，中央政府曾經三次出手調控樓市，但每次都半途而廢。2008年末，更是因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反手托市，泛濫的流動性最終制造了今日的地產泡沫。個中原因固然復雜，但不可回避，房地產投資帶動了大批上下游產業，成為GDP的強大支柱。過去一年，房地產業為中國經濟復蘇、成功“保八”立下功勞。也因此，政府對房地產市場 “愛憂交加”，在調控中難免瞻前顧后。

不過，一任樓市泡沫泛濫，終會付出慘重代價。很多國外“災難預言家”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可能會放緩甚至崩潰，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熱衷于依靠房地產業的發展來帶動經濟增長。此種論調有聳人聽聞之嫌，但一個可對照的樣本是日本。從1970年至1985年的15年間，日本房價漲了16倍。我們與1985年的日本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寬松的貨幣政策；都處在經濟模式向內需型轉變期；本幣面臨升值壓力；土地在房地產泡沫中扮演重要角色；都處在城鎮化加速階段，對房地產有強烈的剛性需求。

日本泡沫之鑒或可看做此輪地產新政的背書。業界普遍認為，決策層這次 “動了真格”。除了增加土地有效供給和打擊房地產商的囤地捂盤行為外，還采取了多種措施抑制投機需求，比如大幅提高第一套住房以外的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水平，北京更以行政性手段規定一戶家庭只能新購一套房；非戶籍人口要購房必須提供一年以上的本地納稅證明等。

這些行政性措施會抑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房價調整應屬必然。但負面效應也有，比如限制了一些家庭非投機性的商品房購買，對非戶籍人口的特別規定則有歧視之嫌。如果這是必須承受的短痛，如何實現長治？

住房兼具商品和公共品的屬性。之前有關部門區分商品房和保障房，即是為了區別對待。就商品房來說，民眾有自由買賣的權利。如果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對其進行過多的微觀干預，很可能適得其反，導致房價大起大落，進而波及相關產業，而這與政府的預期是相悖的。

我們認為，行政性房地產調控措施應該作為短期政策，在特定時期特定地點謹慎實施并及時退出，不應該長期化和普遍化，這也是所有政府調控行為的底線。

長期而言，政府應主動承擔起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有所居”的職責。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央將安排保障性住房專項資金632億元，但相對于住建部此前提出的3年9000億元，這個安排無疑偏少——即使如此，也需要調動包括市場力量在內的各方面的積極性。惟有讓中低收入階層不再承受高房價之苦，中國的房地產才不會成為民怨沸騰之地。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除流動性泛濫以外，資本尋找不到更多的投資渠道，也導致房地產成為資金熱炒之地。因此，如何化解房地產市場“一業獨大”的風險，培育更多的投資渠道，對于政府來說是更值得深究的長治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