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民生剛剛倒下，廣東雷州和江蘇泰興兩地的效仿者又接連而起。當校園血案被一再復制時，除了震驚和痛惜，除了要求嚴懲作惡者的憤怒，我們是否需要更多的反思？

鄭民生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他似乎讓我們無法簡單地痛恨或譴責任何一方，指責大眾眼中的罪犯個人或整個社會，在無辜孩子們淋漓的鮮血面前，都顯得如此單薄而蒼白無力。反思變得沒有了方向。

事實如此。譴責鄭民生的聲音還沒有消失，類似事件卻一再發生。表明在這一類事件上，單純針對個人的道德指責固然于事無補，嚴懲不貸和“從重從快”似乎也未能殺一儆百。同樣，將事由簡單拋給社會并不能令我們心安，特別是當鄭民生在法庭上抵死不悔時，我們的這種不安尤為強烈。

有論者指出，人均GDP處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時，整個社會處于矛盾尖銳期和問題多發期。這看上去是一個經過事實驗證的結論，盡管它如此地冰冷無情。但這畢竟只是一個結論，我們是否就可以坐等著這個階段早點過去，而不去做一些積極的干預？

對于鄭案的處置確乎是“積極”的。從案發到鄭民生被槍決僅一月有余，當地官方的論調是“從重從快”處置——好處顯而易見，瘡疤可以很快被掩蓋起來。在從不缺乏談資的現代社會，一度籠罩在南平的血色和恐懼無疑將很快變得模糊不清。

與瘡疤一起被掩蓋的，還有鄭案的諸多特性。人到中年，事業失敗、婚姻失敗、家庭失和、人際關系緊張、報復幼兒等無辜弱小者……對照前后數起事件，諸多因素驚人相似。 “從重從快”處置并沒有阻止類似事件一再發生。

可以說這是社會轉型期的代價之一嗎——這樣的代價過于沉重。在冷硬的社會發展必然趨勢面前，我們可以用簡單的道德評判來發泄自己的情緒，但斷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進行判斷和抉擇。我們可以用“從重從快”的判決為案件作結，但斷不能忽視這背后復雜的社會成因。

在接二連三的血案面前，在痛悼那些早夭的花朵，在譴責罪惡之外，我們能做而且必須做的，只有冷靜地思考，分析事件成因和規律，總結經驗教訓，找出預防和解決的辦法。

這無法通過“從重從快”，無法通過單純的道德指責輕易獲得。當類似事件一再發生時，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類似鄭民生的“兇犯”是如何煉成的？在社會轉型期，如何關照鄭民生這樣的社會邊緣人？而一旦與鄭民生處于相似境地時，我們又如何自處？

當全社會以財富為單一的成功標準時，事實上，沒有財富就無從談事業的成功、家庭和婚姻的幸福以及個人的身份地位。當這種價值觀以種種物化的標準，譬如房子、車子以及現實婚姻和他人評價等橫亙在鄭民生面前時，他顯得如此地多余和不堪。

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自殺是一種途徑，而制造轟動的社會效應，以更多人的流血為代價則是一種更為激烈的自殺行為。

并不是要替鄭民生開脫——我們許多人的內心里多少都有著鄭民生的影子。當我們對餐館服務員頤指氣使時，我們認為自己付了錢就可以無須給人以應有的尊重；當我們開著車勇猛地擠開試圖并線的其他車輛時，我們認為自己無須表現出絲毫謙讓，因為這符合交規……

不要以為我們離鄭民生有多遠。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既是鄭民生們所制造慘案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制造鄭民生們的整個社會的參與者，我們甚至可能自己就是鄭民生。

要避免類似案件發生，整個社會當然要作出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努力。譬如減小貧富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社區心理干預，等等。這些工作應該主要由政府承擔。

然而，我們也需要檢省自己：痛恨鄭民生們將屠刀指向幼兒，但堅持認為“何不去殺貪官”的人們是否“五十步笑百步”？

鄭民生們將自己的不幸歸罪于社會和他人，但我們是否也常常將種種失意的原因輕易從自身撇清，簡單代之以社會不公？

鄭民生們時常病態地懷疑周圍人對自己圖謀不軌，而我們又何嘗不是經常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度人？

當這種情緒在全社會泛濫時，鄭民生們是否就有了一再誕生的土壤？

慘案看上去與我們許多人不相干，但我們是否簡單地譴責怒罵幾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洗洗睡了？

……

不能不承認，鄭民生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而答案就在我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