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周，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因受賄罪，包容、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四項罪名，被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文強的倒臺被視為重慶警界“洗白”步驟之一。與之對應的是之前更大的“洗白”舉措——整個警界大換血。重慶警界副科級至副局級崗位上的3000多名警務官員全部 “待崗”，2.3萬余名警察通過公開的方式競聘這些職務。

類似的人事調整，太原市公安系統于2009年就已實施。全市8000多名民警全都下崗后競聘，實行雙向選擇。然后每年考評一次，考評的成績將決定警察個人的升遷或降級甚至解聘。

重慶和太原警界“新政”被解讀為猛藥治重癥的樣本——通過“大換血”式機構改革，試圖一舉滌清多年來的沉疴積弊。重慶之前在打黑案中經常面臨一個尷尬現實：許多參與打黑的警員最后被發現原來是涉黑人員的保護傘。以至于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對此的評價是“打黑，比黑社會還黑”。而之前太原警察的聲譽也讓人不敢恭維。2005年打死北京警察一案影響未消，2006年、2007年太原市行風政風評議，公安局又連續墊底。

猛藥服下，自然會有積極效果呈現。媒體報道說，重慶交巡警亮相后的20天內，重慶主城區刑事案件發案量環比下降48.5%。2月9日，重慶市27年來首次出現街面 “零兩搶”。而據官方提供數據顯示，2009年，太原搶劫類、搶奪類、盜竊類警情分別下降了51%、33%和23%，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大幅提升。

但暫時的效果并不代表病根已除。地球人都知道，目前中國警界的弊病顯然不是通過一兩次大規模的人事調整就能解決的。且不論這項 “新政”的可持續性，因為新政都依靠強權人物的推動，往往會出現人走政息的狀況。就新政本身，也存在有很多令人質疑之處。比如考核標準的制度是否具有科學性？考核過程中是否存在有效的監督，從而避免新的權力尋租。更有不少輿論質疑目前的警界“新政”與《公務員法》有所背離，容易造成法外無原則的破格提拔，很可能使現在的“新政”成為警界新的“潛規則”。

如果仔細辨析中國警界的病因，我們就不難發現，一切弊端都根源于警察權力過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外界監督。近年來，警察權力濫用屢見不鮮。遠的如陜西臥室黃碟案、河南抓捕網絡發帖人案，近的如“躲貓貓”、“開水亡”、“激動死”、“做夢死”等網絡名詞的出現都與警察權力濫用有關。權力的濫用總是伴隨著腐敗的出現。文強的結局，正是印證了這樣的判斷，這位曾經的警界之星正是因為權力缺少外界的控制和約束，最終走上了與張君一樣的道路。

真正的和諧社會，是把權力關到籠子里的社會。警察權力與公民權又是互為相反的，警察權力過大，就意味著公民權的壓縮。對警察權力的制衡，一方面能保護公民的正當權利，另一方面能消解因此帶來的腐敗。所以，目前的警界“新政”僅僅是其內部的調整和自我約束，如果外部的制衡沒有改善的話，其結果必定是中國警界陷入 “調整——反彈——再調整”的怪圈，任何新政都將會曇花一現。換言之，沒有外部監督的權力，最后都將導致“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