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1948年2月，曾贏得最佳女演員奧斯卡金像獎的好萊塢女影星簡·懷曼向法庭起訴，要求與自己的丈夫、演藝事業無大起色的好萊塢演員羅納德·里根離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離婚理由是：“里根自擔任演員協會主席職務后，對政治活動越來越感興趣，并因此忘掉一切。這也就使我們的婚姻失去了一切支柱?！弊罱K，法庭判決他們離婚。

此時里根已出道十余年，但其演藝生涯并不十分成功，起碼不能說出色。他辛辛苦苦拍了幾十部片子，卻一直是二流演員，不得不接受制片商指定的角色與片酬，無法像那些令他艷羨不已的“大腕”們，對角色左挑又挑、對片酬一再要價。

許多年后，他對這段經歷還耿耿于懷，最能激怒他的莫過于譏諷他只是個平庸的演員，他曾忿忿抱怨說：“《紐約時報》真不是個玩意兒，老把我說成是二流演員?！辈贿^，雖然演藝之路平平，但他對“公共事務”的興趣卻與日俱增，并在這方面初顯才華。剛從影時，他就參加了電影演員協會，由此開始漸漸涉足工會事務。好萊塢是個聲色犬馬、魚龍混雜的世界，在這種復雜環境中，里根不僅要代表演員、為了演員的利益與資方艱苦談判，代表演員處理與政府的關系，還不能不與深深插手演藝界的黑社會打交道，更要處理演員彼此間的一些矛盾、糾紛，同時還必須面對工會內部的勾心斗角、爭權奪利……這些事情他都能妥善處理，并極大地顯示和鍛煉了他的政治才干。他終于當上協會主席、電影委員會主席。正是這導致他婚姻破裂的“主席”，卻是他以后走向政壇、最后當上美國“總統”的關鍵一步。

里根的例子再次說明了一個道理：專業水平與問政能力并不總是、甚至經常不是成正比的。不少專業水平高者往往心無旁騖，專注于自己的事業，并無從政的熱心，當然亦無從培養其問政能力。例如，每年政協會議都有一些著名的文藝、體育專業人士因忙于專業而告假缺席，有些委員甚至連續缺席。他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無疑都有杰出的成就，但明顯對問政沒有興趣與熱心。對他們來說，“政治”起碼遠不如自己的專業重要。

有委員明確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怎樣提議案，甚至要別人“捉刀”，為自己寫議案。明星演員倪萍委員公開說：“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竟然把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與是不是愛國、是不是添亂聯系起來。說明她對政協的職能、政協委員的職責缺乏基本的認識、知識。她還說：“就像一個家里一樣，特別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難處，當然也知道父母的缺點，但是在難處、優點、缺點當中，你還得體諒父母，因為是跟著父母一塊過來的，知道父母未來會把你撫養長大，但是得知道父母的難處，跟著父母一塊走，一塊克服困難，一塊去解決問題。我們當然知道發達國家的優勢，但是他們不是我們的父母，我們不是他們的孩子，他們不會管我們，不會給我們管飯吃，所以你得跟父母一塊?！痹谒睦斫庵?，政協委員仍然只是被“父母”“管飯吃”的“子女”，所以 “從不反對或棄權”，而反對或棄權就意味著 “不跟父母一塊”。

缺乏基本參政議政能力而成為委員，說明委員的產生有明顯的應當改進之處。65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丁偉岳當初是從電視里知道自己是全國政協委員的。這位著名數學家2001年被增補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此后連任第十、十一屆委員至今。他說，每次換屆，“一直到電視臺宣布，我才知道，沒有人問過我愿不愿意當”。為了避免以后仍有這種情況發生，今年開會，丁偉岳提了一個建議：調整委員的產生機制?！拔医ㄗh，（在提名時）應出具被推薦人表示同意的證明。你還要尊重被推薦人的民主權利。推選是一回事，征求不征求人家意見、人家愿不愿意當是另一回事?！比珖f委員、天津市紅橋區副區長沈奎林對此有同感。他成為政協委員，也是由民主黨派推薦，再經過協商和評定而確定的。但在整個過程中，少了最初的一環：通知當事人。一位委員說，也許有人覺得當政協委員是好事，是榮譽，所以不必事先告知。沈奎林強調，相信大部分入選者沒有不愿擔任的，但在程序上的確應該再完備一些。

人民政協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擔負著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項重要職能。而這三項職能都要通過政協委員的活動來體現。具體而言，政協會議是各界別、階層通過政協委員在政協會議上代表界別和階層利益、反映界別和階層意愿的最重要渠道；作為各界別代表的政協委員在政協會議上的彼此溝通、交流、對話甚至互相批評，是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重要方面。如果委員不參加政協活動、缺乏議政能力，政協的三項重要職能均將“落空”?；蛟S由于過去、尤其是在極“左”的年代，政協的作用曾經受到削弱 （在“文革”中事實上被取消），所以“政協委員”曾更多地被視為一種 “榮譽”，作為一種對有突出貢獻者的獎勵，因此并不介意委員對政治是否有興趣、是否有此能力。

然若縱觀“新時期”以來的我國政治進程和政協發展史，明顯可以看出，人民政協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確實越來越重要。在幾年前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中共已正式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規定國家和地方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一定要進行協商，政協的作用更加重要。而這對政協委員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用越重要，責任便越重大。保證參加政協會議僅是委員履行其最起碼的職責，一個合格的委員應該有相當的時間、精力積極參加有關視察、調研等活動，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保持與所在界別和階層的密切聯系、切實反映其利益與訴求；政協委員應該對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發展積極建言獻策，還必須經常學習政治、法律知識，提高自己的參政議政水平與能力……所有這些，都與政協委員的“專業水平”關系不大，甚至還會使其“專業水平”大受影響。

按照有關規定，政協委員應“在本界別中有代表性，有社會影響和參政議政能力”?；蛟S是慣性使然，以往在政協委員的產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過于注重專業成就而對其參政議政能力注意不夠的傾向。隨著人民政協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委員的參政議政能力便更顯重要。而政協委員則應 “在其位謀其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雖然不必因政治而“忘掉一切”，但必須妥善處理“公共事務”與“個人事業”的關系。當然，政協委員究竟具體應該如何產生，則是一個更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如以“專業能力”作為參政的資格和標準，那么，走上政壇的應該是好萊塢女影星簡·懷曼，而不是她的前夫羅納德·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