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稻農的影像武器

燕舞

　　意外發現《稻米和我：五個稻農的鏡頭》（孫敏等主編，馬美艷等攝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6年6月），是11月28日在南鑼鼓巷一個叫 “樸道草堂”的書店。書店藏在南鑼鼓巷中段西部的帽兒胡同，如果不是我搜求“昆蟲記”、“植物記”等主題圖書的刻意和某種幸運、緣分，也許就無法發現這本同樣低調的攝影集。

書其實是3年半前出版。2004年是聯合國確定的“國際稻米年”，當時提出了“稻米就是生命”的口號，意在呼吁國際社會共同關注和推動稻米的可持續生產。作為一種積極回應，“綠色和平”在2004年10月16日的“世界糧食日”組織了約70名農民、水稻專家、稻作文化專家、記者及志愿者等參與一個名為“稻米之路——云南生態農業巡游”的活動。

巡游途中，“綠色和平”的工作人員結識了5位分別來自傣族、普米族、愛尼族和哈尼族的世代種植稻谷的農民?！盀榱烁鎸嵉匾娮C稻米的重要性，以及谷子與生態、稻農生活與文化的關系”，2005年年初，“綠色和平”將5部相機交給這5位幾乎從未使用過相機的稻農，鼓勵他們在云南攝影師耿云生的必要指導下，盡可能原生態地記錄自己與“稻米”這一主題有關的生活。

2006年2月，這5位稻農攝影師第一次來到昆明，從他們拍攝的數千幅照片中精選出101幅，開始舉辦“稻米之路——五個稻農的鏡頭”巡回攝影展?！兜久缀臀遥何鍌€稻農的鏡頭》正是這個巡回攝影展的延伸出版物，時任“綠色和平”中國分部可持續農業與食品安全項目經理的林志光和他的同事，“都不相信這些照片是完全沒有攝影經驗的稻農拍攝的，或者，照片里面所承載的情感是外來攝影師永遠無法注入的”，“希望讓更多遠離土地的人們可以通過稻農的眼睛去記錄他們的生活，記錄他們對土地與稻米的感情。讓我們這個祖祖輩輩被稻米養育的民族，可以借此契機，關注探討稻米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踏上真正的稻米生態之路?！?P>看到《稻米和我：五個稻農的鏡頭》，我立馬想起資深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受“中國—歐盟村務管理培訓項目”委托，于2005年9月正式啟動的“村民自治影像計劃”——該項目在全國范圍內選出10個村民作者和10個青年導演，讓他們進京接受一定的拍攝技術培訓后，回到各自的村莊拍攝村民自治的狀況。

“村民自治影像計劃”和“稻米之路——五個稻農的鏡頭”巡回攝影展都抓住了這個時代的影像平民化民主化的潮流，讓影像成為草根階層呈現自我、伸張話語權的有力武器。值得注意的是，“稻米之路——五個稻農的鏡頭”巡回攝影展正式啟動，其實比“村民自治影像計劃”的啟動要早上大半年，但后者的影響力和實際效果顯然超過前者?；蛟S，“村民自治”在當下仍是遠比“稻作文化”更吸引人的詞匯；或許，吳文光在中國新紀錄片運動中的號召力的確超過很多他的同行。

我為自己在過去3年多錯過了《稻米和我：五個稻農的鏡頭》而后悔，其實，“稻米之路——五個稻農的鏡頭”巡回攝影展的介入者之一、云南學者孫敏女士也是不容忽視的紀錄片導演。她為《稻米和我：五個稻農的鏡頭》撰寫了一篇詳盡的跋，她在1998年至2003年間擔任過《山茶人文地理》及《華夏人文地理》副主編——“她在1999年就寫出了第一篇講述滇西非凡抗戰故事的長文《國之殤》”，《父親的戰場》（章東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的作者就很為沒能與她合作撰寫這本“中國遠征軍滇西田野調查筆記”而遺憾：“無論到什么時候，我都會永遠感激她推開了滇西戰場的歷史之窗，讓我有幸用自己的雙腳，踏上了這片我們中華民族父輩們的光榮戰場?！?P>調查滇西抗戰、尋訪野生稻谷發源地，你可以約略猜出一位云南籍女紀錄片導演長年累月在忙什么，她的相對寂寞可能正是為其藝術理想支付的必要代價?！兜久缀臀遥何鍌€稻農的鏡頭》雖然是3年前出版的，但內容并不過時，時任“綠色和平”中國分部項目總監的施鵬翔還擔心“中國卻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國家”。

3年過去，這種擔心反而變得更為嚴重。路透社北京11月27日的電訊就表示，中國農業部生物安全委員會已為抗蟲轉基因水稻發放生物安全證書，其商業化種植可于兩三年后開始。對此，“綠色和平”照例是“表示極大的擔憂”。我請教了從事科學與環境報道的記者朋友，她認為“綠色和平”的主張有時是相對激進的，但也不可忽視。施鵬翔在《稻米和我：五個稻農的鏡頭》中不光堅決反對轉基因水稻的種植，對雜交水稻的生態和社會代價也頗有微詞，他認為“一方有一方的水土和氣候，農田不是工廠，而是一個生態系統”，“農業沒有單一的出路，只有按照多樣生態條件的多種出路。它相信農民—土地—生態之間是一個息息相關的關系，真正的綠色革命只能從田中來，往田中去?！?P>《稻米和我：五個稻農的鏡頭》的封面照片取自1965年出生的云南省維西縣攀天閣鄉的普米族婦女熊貴芝拍攝的當地婦女背著孩子插秧的作品——一位年輕媽媽背著可能沒爺爺奶奶帶的孩子插秧，泥漿濺濕了卷起的褲腿和雙手；封底照片出自1954年出生的李自康拍攝的豐收圖，這位云南紅河縣甲寅鄉米田寨的哈尼族醫生（曾為獸醫）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文化程度，他的4個女兒都在昆明打工，他和妻子在家耕種自己的承包田，并幫三女兒帶她的兩個孩子。

一個插秧的封面，一個豐收的封底，就濃縮了云南稻農種植水稻的全過程。個中辛苦，不妨翻閱書中其他照片。稍有些疑惑的是，不知道《稻米和我：五個稻農的鏡頭》中的圖片說明是否也出自5位稻農，我懷疑可能是介入這個項目的專業影像工作者代筆。像黎明富拍攝的一幅秧苗零散錯落地分布在稻田里的照片，其說明寫成“音符一樣跳躍的秧苗”，這個過于浪漫化的解說讓我很不屑一顧。而且，幾乎所有這些參賽的稻農攝影師都想去除外界對艱苦的稻作生活任何哪怕半點過于浪漫化的想象。

據說，云南哈尼族有一個傳統習俗，如果父母誕下新生兒，便要在村寨腳的樹林旁栽下三棵小樹并將胎盤埋在樹底，其泛靈崇拜式的生態保護實踐值得深思，人與土地的良性關系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呢？

早在1200多年前，與元稹、白居易同倡新樂府運動的詩人李紳創作出了他名垂千古的《憫農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天，農夫猶餓死?！薄颁z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眰鹘y解讀多認為《憫農二首》是“揭示社會不公”（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作品選注》第二卷，第481頁，中華書局，2007年6月），讀完《稻米和我：五個稻農的鏡頭》，我倒覺得“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追問應該在土地倫理的層面賦予它更多現代內涵（盡管李紳寫的是小麥而非稻谷），孫敏導演的提醒或許就具有這種價值：對于一個以有限的土地喂飽十三億人的國家來說，對于用自己的汗水喂飽十三億人的農民來說，稻米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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