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國企變遷之回瞻

王忠明

　　鄧小平啟動中國改革開放（包括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基因，一直可以追溯到60年前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初。從著名的香山雙清別墅談話，到《共同綱領》的頒布，我們可以看到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進行了一系列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戰略部署。他們的戰略眼光、開放性、變革精神，直接影響并帶動了立國初期整個經濟格局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態勢，表現在所有制關系上，便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決不搞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從而使國民經濟活力大增。這樣的“體制記憶”必然會以其不可顛覆的力量，歷經20多年艱難歲月的磨礪，依然作用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并在實踐中續寫“春天的故事”。

30年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其最直觀的表現，或者最突出的成效，可以說正在于終結了國有體制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面，而回歸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歷史真實，并再度證實了經濟學基本原理意義上的“普世價值”。今天，中國企業正按照生產力解放與發展的客觀規律，越來越多地實踐著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廣泛融合，創造出更多的真正的“中國特色”——這就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未來命運！

舟過山西已夕?：單一國有制

新中國成立以后，當時稱國有經濟為“國營經濟”，稱國有企業為“國營企業”，其主要來源為三個方面：一是通過沒收或接管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官僚資本(約100多億元)，直接轉化為大批國營企業；二是外資在華企業的轉讓、管制與征用，包括前蘇聯管理企業的移交等，也直接轉化為國營企業；三是延安十三年局部執政期間在解放區、根據地創辦的一批公營工商企業，更成為正牌的國營企業。

據有關資料，從1949年到1952年，國營企業發展得非常迅速。由于戰爭年代剛剛結束、百廢待興，更由于當時指導經濟建設的思想路線正確，是力圖搞多種經濟成分統籌兼顧的，因此，國營企業一時發展迅猛一些，并沒有影響其他所有制企業的成長與發展，相反，在營造和平建設氛圍、調動廣大工商業主經營積極性、對新生的共和國激發更多擁護的熱情和預期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多得的促進和帶動作用。問題在于，此后不久，也就是從1953年開始，當整個中國社會全面進入有計劃的社會主義改造階段，國營企業便開始逐漸誤入獨步天下的歧途。

從1953年直至1956年，中國僅僅用了4年時間就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到1956年底，私營工業人數的99%、私營商業人數的85%都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從而使公有制經濟一舉從1952年的21.3%上升到占92.9%。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竟明確提出“公私合營企業應當改為國營企業”、“大型合作商店有條件有步驟地轉為國營商店”，幾乎實現了國有體制“全覆蓋”。

在公有制經濟以單一國有制的極端形態構成了相當程度的 “體制崇拜”后，就不可能不物極必反地背離企業原有的經濟屬性，而成為意識形態的僵硬載體或政治化的符號與標簽。政企不分，機制僵化，使國營企業無法作為真正的商品生產經營者，企業計劃由國家統一下達，職工由國家統一分配，物資由國家統一配置，產品由國家統一收購，利潤上交由國家統一支配，企業需要資金向國家要，既無內在的經濟動力，又無外在的競爭壓力，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1978年，工業部門虧損為40億元，其中國營小企業造成的虧損達22億元，占一半以上。

改革開放前，中國大興國營企業，使所有制結構基本無“結構”可言，淪為單一國有制，束縛了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總結其教訓，主要是：一、慣性使然，即深受革命戰爭時期大大小小解放區、根據地通行“供給制”的習慣性影響，包括當時搞集中管理經濟工作的經驗積累，因而對興辦國營企業相對要熟悉一些。而且，革命時期的精神傾向，在和平建設時期也易于線性地或者慣性地蔓延出“左”的做法，比如搞私營不如搞國營放心，搞非公經濟不如搞公有制經濟放心；二、環境使然，即當時國內外政治環境構成對新生政權的嚴重威脅，執政黨在急于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中需要直接控制和調動資源，因此沒有比大舉興辦國營企業來得更快、更可以組織化。這顯然與共和國締造者們關于多種經濟成分統籌兼顧的建國構想與初衷相去甚遠，但迫于壓力又只能如此。雖然在抵御外來威脅，走中國自己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進程中，廣大國營企業承擔著異常艱難的重要任務，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體制成本畢竟太大，以致單一國有制最終臨界活力釋放的盡頭；三、聯盟使然，即對前蘇聯高度集中計劃經濟模式的 “一面倒”追隨。中國對前蘇聯模式的頂禮膜拜，主要出自意識形態方面的共性。既然同屬社會主義陣營，又要實行一套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制度，在當時唯一可以效法的就是作為 “老大哥”的前蘇聯。

好風疑是故園來：多種所有制

進入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國有企業的歷史命運和時代任務顯然主要是改革，特別是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束縛企業發展的落后體制。而從所有制變革的角度考察，國企改革的大幅度推進，又異常奇妙地可從60年前找到歷史的呼應。

早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接見太行區黨委書記陶魯笳等人時就提出了著名的“四面八方”論。他說：“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P>特別重要的是，以“四面八方”作為經典表述的毛澤東關于新中國經濟政策的重要思想，即使在若干年后我黨政治生活開始發生重大逆轉性變化的背景下，也還是比較連貫、穩定的。比如1956年12月上旬，毛澤東分別找陳叔通、全國工商聯正副主任、各省區市工商界代表談話時，明確指出要實行 “新經濟政策”。又如1958年11月，毛澤東在鄭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省區市黨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一方面完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另一方面又明確提出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嚴肅批駁了陳伯達等要求在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指出這種主張實質上是要剝奪農民。他還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廢除商品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我們不能避開一切有積極意義的諸如商品、價值法則等經濟范疇，而必須使用它們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中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一個國家，商品生產不是要消滅，而是要大大發展。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及思想，說明我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領導經濟建設特別是創建多元格局的企業所有制結構或企業組織形態方面是高瞻遠矚、富有真知灼見、符合客觀規律的，因而促成了頭幾年恢復國民經濟時期實踐層面上的良好開局。歷史地看，這也為后來我黨吸取教訓、回歸正確路線乃至為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包括推進國企改革、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等提供了一脈相承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中國大規模的波瀾壯闊的國企改革稍晚于農村改革，應當以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 “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為標志。改革作為國有企業所面臨的時代主旋律，先后經歷了擴權讓利、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制度創新和機制轉換等階段。從行進路線看，國企改革之所以能逐步突破，關鍵在于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始終納入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周密部署、循序漸進。最早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提出將全黨工作的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決定擴大國企經營自主權、實行多種形式的利潤留成；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實行國有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1987年，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 “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在國有企業逐步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試行租賃制和股份制等多種經營形式；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明確提出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專門討論通過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則明確提出要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可以說已為國企改革釋放了全部政治風險，在理論支持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狀態。

第二，增量培育“體制外因素”，形成倒逼機制?；谥袊鴤鹘y文化的“并存思維”，使得雙軌制被廣泛應用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則是國有企業存量與非國有企業增量并存。也就是說，在國有企業之外，成長出多元主體，其中最具有創新特色的就是大力發展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示范性地帶動了其他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進而對國有企業形成了不進行改革、不加快改革、不深化改革則絕對沒有出路的倒逼機制。改革開放以來，就中國企業的所有制關系而言，已形成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個人所有、私人資本所有和外國(境外)投資者所有五種類型。國有企業、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個私企業、股份制企業、跨國公司在華企業、中小企業、大型企業、國家出資企業(2008年出臺的《企業國有資產法》已將原先的國營企業、國有企業改稱于此)以及國有控股公司、國有參股公司、上市公司等等，構成了多種多樣的不同形式的競爭與合作關系，迎來了中華民族亙古未有的“企業時代”。而國有企業也在這個歷史變遷中日益找到了自己的戰略定位，會同其他所有制企業共同繁榮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第三，實行“戰略退出”與“戰略集中”并舉。長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中存在著“個數太多”與“個頭太小”兩大問題。前者暴露了單一國有制下各類經濟資源必然無法集約化利用的低效與浪費現象；后者暴露了以市場化方式整合和配置資源的競爭能力普遍低下現象。為此，如果仔細解讀30年來推進國企改革的各種舉措，其實都不外乎是聚焦于解決這兩大問題的，概括說來，就是主要用“戰略退出”解決“個數太多”問題，特別是要相繼在一些競爭性領域實現有序退出；用“戰略集中”解決“個頭太小”問題，即在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通過“三改一加強”、“抓大放小”等實現有序退出的同時，將彌足珍貴的國有資產或國有資本集中到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中去、集中到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中去、集中到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中去。

桃李還應笑后時：混合所有制

30年的改革開放洪流，推動國有企業“溫和”地站到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行列之中。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從上世紀末“三年兩個大多數”目標的基本實現與攻堅克難，到本世紀設立特設機構國資委，我們看到，國有企業不再是單一國有制下的鐵板一塊，甚至也不再是多種所有制框架下公有制的唯一實現形式，它自身已出現多元取向的結構變革。這說明，只有多種所有制企業，才是市場經濟賴以生存的基礎，而單一公有制不可能培育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無法使企業在競爭、分散決策、各種資源的自發動員能力等方面獲得市場激勵。因此，市場及市場經濟的真正本質是多元化。

中國國有企業的原初發展主要是采取國有獨資形式，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比較單一。改革開放以后，開始興辦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1984年，國內的股份制企業開始出現。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 “改革中出現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國家控股和部分部門、地區、企業間參股以及個人入股，是社會主義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方式，可以繼續試行?！?990年11月和1991年4月，上海和深圳先后開辦證券交易所，使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有了基礎平臺。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確提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于是，一批國有大型企業通過股份制改造，建立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現代企業制度，相當一部分國有中小企業采取多種形式進行了產權制度改革，使單一的國有獨資形式向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國有參股等多種形式有序轉變。

但是，國有企業至今并沒有完全從政府行政機關的附庸轉變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與經營者，沒有徹底解決上述“個數太多”與“個頭太小”等問題，更沒有因為改設了國資監管部門來履行所謂“出資者”職責就能確保遵循企業發展規律的。什么是企業發展規律？只有堅定不移地以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為方向來深化國企改革，才能真正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脫離這個方向的一切運作，很可能都無異于舍本逐末；無視所有制性質對企業經營管理的約束意義這一經濟學基本原理，本身就違背了企業發展規律……

如果我們的認識還停留在試圖再回過頭來證明 “國有企業是完全能夠搞好的”，難道還談得上與時俱進嗎？在依賴并占據著一定的價格壟斷資源、規模金融資源、國家巨額資本投放所形成的品牌資源以及政策保護資源的背景下，國有企業能界定出自己的業績邊界并讓整個公眾社會信服嗎？曠日持久的國企改革是不是還應該在諸多似是而非的謬誤性言論的籠罩下，老這么慢條斯理地持久下去，而不知到底何時能進入倒計時階段？

值得預期的是，在未竟的國企改革探索中，或許混合所有制能夠殺出一條真正的生路來。因為從國際經驗來看，混合所有制已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它具有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多元化混合性質，使不同所有制經濟的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以促進經濟效益的提高?；旌纤兄萍饶苁箛衅髽I擺脫傳統經營模式，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微觀主體，也能使民營企業獲得更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而加快做大做強。這正如法國學者讓·多米尼克·拉費和雅克·勒卡榮所分析的那樣：“混合經濟作為 ‘純社會主義和純資本主義混合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看來是理論上針對計劃經濟中極端干涉主義明顯失敗和自由思潮鼓吹國家退卻、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雙重意義的預防措施。從政治角度看，這個概念有一個不容置疑的好處，即傳播許多有積極意義的老想法。它是與一種溫和適中、綜合幾種極端制度的思想結合在一起的；對這種思想，當然只取其最正確的部分。它的依據是合作的邏輯、共同勞動的邏輯；按照這種邏輯，每一方——國家和私營部門——當然要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力?！?P>隨著產權流動和重組越來越成為發展市場經濟的正常而普遍的企業行為，以股份制、上市公司等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也正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其運營效率特別是規模效益明顯高于其他所有制經濟，顯示出廣闊的發展前景。但是，混合產權更多地取代純粹的單一的國有產權，也將構成對現行國資監管和運營方式的新挑戰。因此，在中國國有企業的未來之路中，一方面必須積極順應所有制結構混合化演變的世界性潮流，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組合結構從板塊結合向有機結合轉變；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有關理論研究以及“融合管理”人才隊伍建設等，不搞一哄而上或一窩蜂，真正做到“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以促進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作者系全國工商聯副秘書長，經濟學博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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