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需要完成三變
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了三大轉機，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機遇來自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生態重建的過程中，這恰恰是中國發展戰略的由外向內三個重大調整和轉變的重要機遇期。
一是外延型經濟增長向內涵型經濟增長的轉變。每一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和阻礙，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礎、醞釀動力、提升能力、養精蓄銳的蟄伏期。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
二是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長轉變，而這也是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經濟運行的兩級就是生產和消費，現在由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變成由中國自己消費來替代出口，替代美國消費！這實際是發達國家的消費權部分讓渡給發展中國家。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處于一種失衡狀態，美國的單邊消費及不斷膨脹的雙赤字是失衡的根源所在。世界經濟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替代美國消費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世界經濟再平衡的過程。2007年我國凈出口率高達8.9%，經濟增長中有2.4個百分點靠外需拉動。2008年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速下滑2.3%，其中1.2個百分點是由于凈出口貢獻率下降引起的。因此動力引擎由外向內的轉換將大大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
應該說，世界經濟危機客觀上為我們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加快改革，提供了比較強有力的倒逼機制。未來的第二輪經濟激勵計劃側重于刺激消費、制度改革和結構調整。
如果說，2008年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在做加法的話，那么我認為2009年宏觀調控的思路可能是做減法，結構性減稅，減少企業經營成本。此外還要應該著力改善投資結構,降低民間資本投資準入門檻。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高投資率有其合理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投資結構與投資效率較差。從政府為提振經濟而啟動的內需開支來看，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基礎工業投資比重過大，盡管這樣可以集中財力拉動經濟增長，但難以提供持續的就業空間。另一方面,龐大的民間資本卻因為市場準入限制難覓合適的投資領域。因此,政府應該擴大競爭性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降低壟斷行業的進入門檻，對存量進行結構性調整。
刺激消費型經濟增長。事實上大國經濟要有大國的消費市場和內需市場，要有與之相匹配的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需要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體系這樣的社會安全網，來改變最終消費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來調整消費和儲蓄之間的結構。這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向內需轉變至關重要。英國在20世紀40年代建成，日本是20世紀60年代，韓國則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都相繼建立起這套體系。中國上一次的擴大內需戰略就基本解決了包括高速公路體系，農村電網改造以及擴大大學生招生規模在內的三大社會民生基礎設施框架?，F在的中國，也許正是建立全覆蓋的、發展型的福利體系的良好機會。
此外，要促進經濟向消費驅動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金融發展模式轉變必須走在前面，掃清制度障礙，使金融為消費型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服務。歷史地看，美國的消費模式和金融化發展，對于美國當年從生產投資型的經濟轉型到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就起到過巨大作用。美國經濟由生產驅動到由消費驅動模式轉型，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40年間。經過工業化浪潮，規?；I生產已趨向成熟，工業產能開始過剩，消費需求替代生產成為增長的瓶頸，與中國當前的產能過剩而內需不足的情況極為相似 （也即馬克思所謂的 “生產過剩型危機”）。而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初衷不僅在于鎖定風險、分散風險，更在于，通過金融創新工具的超常發展，跨越時空的轉移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把遠期收入和現期收入做一些調配，進而為整個社會獲得消費增長提供持續不斷的源動力。因此，消費金融對消費的刺激潛力巨大
三是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應該說，國際資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國際資本在中國的使用，是中國加速工業化、市場化進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原因。30年前開始的對外開放，是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外資引進、資源開發、補償貿易等方式開始的。這些方式是從當時中國低發展水平出發現實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戰略選擇，也正是當時中國缺乏資本、先進技術和融入全球經濟的能力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中國走上了以本國低級要素吸引外國高級資本要素的道路，然而這也決定了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資本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輸出、通過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獲得大部分利益。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的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國在全球金融中的權重越來越大，擁有60萬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資產、1.9萬億的外匯儲備的龐大資本規模，然而當前中國資本 “量大質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驗，如何尋求中國資本的競爭優勢，實現資本戰略的重大轉型將對未來中國大國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周期調整，意味著通過兼并收購等渠道實施全球布局，迎來更佳的時機。中國的資本輸出不僅僅是緩解過剩外匯儲備，置換貿易順差的簡單手段，更應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發展戰略的核心。
我認為，要充分利用目前豐富的外匯儲備，由債權投資為主轉向股權投資為主，一方面要通過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進一步融合，推動產業并購和結構升級，中國還沒有歷經全面的產業并購，例如目前，中國鋼鐵行業的集中度要遠低于國際水平，前四大鋼鐵企業產量僅占市場的30%，而發達國家一般達到50%-60%。因此，國內的資源密集型大企業存在進一步整合的空間。對外并購將重構中國的產業效益，也能減小外部需求萎縮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積極穩妥地抓住近期國際資源價格下滑的有利時機，為中國推進工業化進程積累廉價資源的儲備。通過資本的全球戰略布局，將中國的資本優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的優勢，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即由 “世界工廠”轉為 “世界資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實現經濟成長的全面跨越。
在轉型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價。展望2009，中國如果能夠順利完成這三大轉變，那么，可以預期經過危機的洗禮，中國的經濟生態系統將得到不斷優化，中國經濟將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作者是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
中國經濟需要完成三變
張茉楠
401
2009-01-05
張茉楠
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了三大轉機，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機遇來自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生態重建的過程中，這恰恰是中國發展戰略的由外向內三個重大調整和轉變的重要機遇期。
一是外延型經濟增長向內涵型經濟增長的轉變。每一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和阻礙，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礎、醞釀動力、提升能力、養精蓄銳的蟄伏期。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
二是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長轉變，而這也是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經濟運行的兩級就是生產和消費，現在由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變成由中國自己消費來替代出口，替代美國消費！這實際是發達國家的消費權部分讓渡給發展中國家。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處于一種失衡狀態，美國的單邊消費及不斷膨脹的雙赤字是失衡的根源所在。世界經濟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替代美國消費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世界經濟再平衡的過程。2007年我國凈出口率高達8.9%，經濟增長中有2.4個百分點靠外需拉動。2008年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速下滑2.3%，其中1.2個百分點是由于凈出口貢獻率下降引起的。因此動力引擎由外向內的轉換將大大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
應該說，世界經濟危機客觀上為我們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加快改革，提供了比較強有力的倒逼機制。未來的第二輪經濟激勵計劃側重于刺激消費、制度改革和結構調整。
如果說，2008年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在做加法的話，那么我認為2009年宏觀調控的思路可能是做減法，結構性減稅，減少企業經營成本。此外還要應該著力改善投資結構,降低民間資本投資準入門檻。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高投資率有其合理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投資結構與投資效率較差。從政府為提振經濟而啟動的內需開支來看，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基礎工業投資比重過大，盡管這樣可以集中財力拉動經濟增長，但難以提供持續的就業空間。另一方面,龐大的民間資本卻因為市場準入限制難覓合適的投資領域。因此,政府應該擴大競爭性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降低壟斷行業的進入門檻，對存量進行結構性調整。
刺激消費型經濟增長。事實上大國經濟要有大國的消費市場和內需市場，要有與之相匹配的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需要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體系這樣的社會安全網，來改變最終消費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來調整消費和儲蓄之間的結構。這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向內需轉變至關重要。英國在20世紀40年代建成，日本是20世紀60年代，韓國則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都相繼建立起這套體系。中國上一次的擴大內需戰略就基本解決了包括高速公路體系，農村電網改造以及擴大大學生招生規模在內的三大社會民生基礎設施框架?，F在的中國，也許正是建立全覆蓋的、發展型的福利體系的良好機會。
此外，要促進經濟向消費驅動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金融發展模式轉變必須走在前面，掃清制度障礙，使金融為消費型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服務。歷史地看，美國的消費模式和金融化發展，對于美國當年從生產投資型的經濟轉型到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就起到過巨大作用。美國經濟由生產驅動到由消費驅動模式轉型，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40年間。經過工業化浪潮，規?；I生產已趨向成熟，工業產能開始過剩，消費需求替代生產成為增長的瓶頸，與中國當前的產能過剩而內需不足的情況極為相似 （也即馬克思所謂的 “生產過剩型危機”）。而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初衷不僅在于鎖定風險、分散風險，更在于，通過金融創新工具的超常發展，跨越時空的轉移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把遠期收入和現期收入做一些調配，進而為整個社會獲得消費增長提供持續不斷的源動力。因此，消費金融對消費的刺激潛力巨大
三是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應該說，國際資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國際資本在中國的使用，是中國加速工業化、市場化進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原因。30年前開始的對外開放，是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外資引進、資源開發、補償貿易等方式開始的。這些方式是從當時中國低發展水平出發現實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戰略選擇，也正是當時中國缺乏資本、先進技術和融入全球經濟的能力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中國走上了以本國低級要素吸引外國高級資本要素的道路，然而這也決定了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資本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輸出、通過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獲得大部分利益。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的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國在全球金融中的權重越來越大，擁有60萬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資產、1.9萬億的外匯儲備的龐大資本規模，然而當前中國資本 “量大質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驗，如何尋求中國資本的競爭優勢，實現資本戰略的重大轉型將對未來中國大國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周期調整，意味著通過兼并收購等渠道實施全球布局，迎來更佳的時機。中國的資本輸出不僅僅是緩解過剩外匯儲備，置換貿易順差的簡單手段，更應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發展戰略的核心。
我認為，要充分利用目前豐富的外匯儲備，由債權投資為主轉向股權投資為主，一方面要通過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進一步融合，推動產業并購和結構升級，中國還沒有歷經全面的產業并購，例如目前，中國鋼鐵行業的集中度要遠低于國際水平，前四大鋼鐵企業產量僅占市場的30%，而發達國家一般達到50%-60%。因此，國內的資源密集型大企業存在進一步整合的空間。對外并購將重構中國的產業效益，也能減小外部需求萎縮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積極穩妥地抓住近期國際資源價格下滑的有利時機，為中國推進工業化進程積累廉價資源的儲備。通過資本的全球戰略布局，將中國的資本優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的優勢，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即由 “世界工廠”轉為 “世界資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實現經濟成長的全面跨越。
在轉型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價。展望2009，中國如果能夠順利完成這三大轉變，那么，可以預期經過危機的洗禮，中國的經濟生態系統將得到不斷優化，中國經濟將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作者是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
中國經濟需要完成三變
張茉楠
401
2009-01-05
張茉楠
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了三大轉機，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機遇來自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生態重建的過程中，這恰恰是中國發展戰略的由外向內三個重大調整和轉變的重要機遇期。
一是外延型經濟增長向內涵型經濟增長的轉變。每一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和阻礙，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礎、醞釀動力、提升能力、養精蓄銳的蟄伏期。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
二是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長轉變，而這也是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經濟運行的兩級就是生產和消費，現在由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變成由中國自己消費來替代出口，替代美國消費！這實際是發達國家的消費權部分讓渡給發展中國家。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處于一種失衡狀態，美國的單邊消費及不斷膨脹的雙赤字是失衡的根源所在。世界經濟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替代美國消費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世界經濟再平衡的過程。2007年我國凈出口率高達8.9%，經濟增長中有2.4個百分點靠外需拉動。2008年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速下滑2.3%，其中1.2個百分點是由于凈出口貢獻率下降引起的。因此動力引擎由外向內的轉換將大大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
應該說，世界經濟危機客觀上為我們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加快改革，提供了比較強有力的倒逼機制。未來的第二輪經濟激勵計劃側重于刺激消費、制度改革和結構調整。
如果說，2008年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在做加法的話，那么我認為2009年宏觀調控的思路可能是做減法，結構性減稅，減少企業經營成本。此外還要應該著力改善投資結構,降低民間資本投資準入門檻。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高投資率有其合理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投資結構與投資效率較差。從政府為提振經濟而啟動的內需開支來看，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基礎工業投資比重過大，盡管這樣可以集中財力拉動經濟增長，但難以提供持續的就業空間。另一方面,龐大的民間資本卻因為市場準入限制難覓合適的投資領域。因此,政府應該擴大競爭性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降低壟斷行業的進入門檻，對存量進行結構性調整。
刺激消費型經濟增長。事實上大國經濟要有大國的消費市場和內需市場，要有與之相匹配的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需要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體系這樣的社會安全網，來改變最終消費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來調整消費和儲蓄之間的結構。這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向內需轉變至關重要。英國在20世紀40年代建成，日本是20世紀60年代，韓國則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都相繼建立起這套體系。中國上一次的擴大內需戰略就基本解決了包括高速公路體系，農村電網改造以及擴大大學生招生規模在內的三大社會民生基礎設施框架?，F在的中國，也許正是建立全覆蓋的、發展型的福利體系的良好機會。
此外，要促進經濟向消費驅動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金融發展模式轉變必須走在前面，掃清制度障礙，使金融為消費型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服務。歷史地看，美國的消費模式和金融化發展，對于美國當年從生產投資型的經濟轉型到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就起到過巨大作用。美國經濟由生產驅動到由消費驅動模式轉型，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40年間。經過工業化浪潮，規?；I生產已趨向成熟，工業產能開始過剩，消費需求替代生產成為增長的瓶頸，與中國當前的產能過剩而內需不足的情況極為相似 （也即馬克思所謂的 “生產過剩型危機”）。而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初衷不僅在于鎖定風險、分散風險，更在于，通過金融創新工具的超常發展，跨越時空的轉移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把遠期收入和現期收入做一些調配，進而為整個社會獲得消費增長提供持續不斷的源動力。因此，消費金融對消費的刺激潛力巨大
三是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應該說，國際資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國際資本在中國的使用，是中國加速工業化、市場化進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原因。30年前開始的對外開放，是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外資引進、資源開發、補償貿易等方式開始的。這些方式是從當時中國低發展水平出發現實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戰略選擇，也正是當時中國缺乏資本、先進技術和融入全球經濟的能力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中國走上了以本國低級要素吸引外國高級資本要素的道路，然而這也決定了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資本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輸出、通過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獲得大部分利益。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的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國在全球金融中的權重越來越大，擁有60萬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資產、1.9萬億的外匯儲備的龐大資本規模，然而當前中國資本 “量大質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驗，如何尋求中國資本的競爭優勢，實現資本戰略的重大轉型將對未來中國大國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周期調整，意味著通過兼并收購等渠道實施全球布局，迎來更佳的時機。中國的資本輸出不僅僅是緩解過剩外匯儲備，置換貿易順差的簡單手段，更應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發展戰略的核心。
我認為，要充分利用目前豐富的外匯儲備，由債權投資為主轉向股權投資為主，一方面要通過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進一步融合，推動產業并購和結構升級，中國還沒有歷經全面的產業并購，例如目前，中國鋼鐵行業的集中度要遠低于國際水平，前四大鋼鐵企業產量僅占市場的30%，而發達國家一般達到50%-60%。因此，國內的資源密集型大企業存在進一步整合的空間。對外并購將重構中國的產業效益，也能減小外部需求萎縮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積極穩妥地抓住近期國際資源價格下滑的有利時機，為中國推進工業化進程積累廉價資源的儲備。通過資本的全球戰略布局，將中國的資本優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的優勢，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即由 “世界工廠”轉為 “世界資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實現經濟成長的全面跨越。
在轉型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價。展望2009，中國如果能夠順利完成這三大轉變，那么，可以預期經過危機的洗禮，中國的經濟生態系統將得到不斷優化，中國經濟將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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