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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圖用最日常的語言來描述米塞斯：在這個世界上，他曾經一個人寂寞奮戰，為我們找到了自由。這樣一位與每個人的權利和尊嚴相關的經濟學家，不應該僅僅成為書齋里的藏品。這個世界的每個局部，可能都有米塞斯的身影，他是市場的發現家，是自由的守望者，是一位能預知人類命運的先知。 

從米塞斯到哈耶克 

眼下最好的消息，當然是米塞斯的偉大著作《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終于在中國大陸出版。34年前，臺灣的夏道平先生就將這本了不起的著作翻譯成中文，命名為《人的行為》，并在臺灣出版。 

歷史往前回溯，1949年，中國所謂翻天覆地的年代里，米塞斯就將這部偉大的書稿交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蓢@中國大陸直到今天才由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第一套簡體版。此前，作為一個經濟學愛好者，我曾經托人從臺灣購買這本書，而此前的此前，我曾經從網上下載夏道平的繁體版，然后不厭其煩地一頁一頁打印出來閱讀，1000多頁A4紙堆在我的書桌上，厚重復厚重。我覺得這一大疊厚厚的紙張，已經不是紙張，我的書桌上堆滿了自由。 

先看看米塞斯珍珠一般的句子： 

“歐文以為在私有財產廢除之后，人就可以成為不朽；傅里葉更是胡說八道什么充溢著檸檬汁而非鹽水的海洋；馬克思的經濟制度輕率地忽略了物質生產要素的稀缺事實；托洛茨基則宣稱，在無產階段的天國里，一般人的人格將會升華到亞里斯多德、歌德或者是馬克思的水準，在這個水準之上，還會有新的高峰突起?！?nbsp;

“除了自由，簡直沒有一個別的名詞可以指稱以自由企業和市場經濟替代資本主義之前的生產方法；以憲政代議政府替代君主或寡頭專制；以人人自由替代各種奴役制度這種偉大的政治和文化運動?！?nbsp;

“如果沒有可看得見的國民，就沒有可看得見的國?！?nbsp;

“經濟學對于有權力的人的妄自尊大是一個挑戰。如果你沒有注意到這個事實，你就不可能懂得經濟思想史?！?nbsp;

幾乎每一句都是警世格言，讓人坐立不安?？墒怯卸嗌偃酥烂兹惯@個陌生的名字？他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并不顯赫，一些時候甚至有點狼狽，他一直獨立行走在經濟學的路上。 

直到2000年，在去世多年之后，豪邁的《自由》雜志推舉他為“自由至上主義的世紀人物”。但即便如此，知道米塞斯的人們少之又少，大家只記得另外一個響亮的名字——哈耶克?？墒怯袔讉€人知道，哈耶克是米塞斯的關門弟子，某種意義上，沒有米塞斯，就沒有哈耶克！ 

哈耶克特別喜歡講他1921年去見米塞斯的過程，當時他拿著維塞爾教授寫的一封推薦信，信中把哈耶克說成一位前途無量的經濟學家。米塞斯看著哈耶克說，前途無量的經濟學家？我可從來沒有在我的課堂上看到過你。兩人相視大笑。 

從這個時候開始，哈耶克便開始在米塞斯門下工作，米塞斯甚至把哈耶克推薦給紐約大學的揚克斯教授。日后，哈耶克感激地說，如果沒有米塞斯協助，他恐怕去不了美國，也不可能繼續呆在一個與學院經濟學靠得很近的經濟學專業領域上。 

而比這些實際生活中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對哈耶克思想上的啟發。哈耶克與米塞斯的交流、參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討會”，對于哈耶克的思想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米塞斯和哈耶克生活在奧地利文明的黃昏時代。當米塞斯以92歲高齡在1973年去世時，哈耶克在寫給米塞斯的訃告中評論說，米塞斯的“悲觀主義常常會使他得出一些預言，他希望這些預言不要應驗，但最后卻總是應驗了?！?nbsp;

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預言，自由正在奧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說，我們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離鄉?！睔v史不幸被米塞斯言中，他自己的命運也不得不被裹挾其中。 

從奧地利到美國

在米塞斯的諸多著作中，對哈耶克產生深遠影響的，是那本《社會主義》。這本書源自米塞斯1920年的一篇論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一段時間之后，他將之擴充，整合成一本全面批評計劃經濟的著作，等到開始系統寫作鴻篇巨著《人的行為》，米塞斯意識到，這本《社會主義》仍然是必須收入其中的學術基礎。 

今天看來，米塞斯為人類社會呈現了一種清晰的真理，但在當時當地，卻是被大多數國家嗤之以鼻的歪理邪說。米塞斯剛好生活在一個社會主義思潮和計劃經濟方法高歌猛進的時代。 

這一蔓延全球的集體性癲狂，始于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當美國的股票市場崩盤，銀行體系崩潰，整個30年代出現經濟大簫條，失業率超過25%，以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而美國總統胡佛的政府刺激政策，以及后來羅斯福的新政，更是強化了政府計劃表面的合理性。 

更為重要的是，就在美國、英國等老牌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疲于奔命的時候，作為社會主義陣營龍頭的蘇聯，卻在1928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歷史的吊詭就在這里，1928年-1937年，美國和歐洲的市場經濟一片楚歌，但蘇聯人的計劃經濟卻一路高歌。1929年，蘇聯人大規模實施的農業合作化，工業化，其增長速度是過去經濟發展史上沒有過的，人們似乎覺得一種新的，更加優越的發展模式正在誕生。 

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范式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太多的人相信蘇聯人找到了真理，人們以為一個烏有的美好社會即將出現，連英國人羅素、法國人羅曼·羅蘭、中國人胡適之也曾經短時期內認同這樣的結論。 

米塞斯至少提前半個世紀看到了這種宏大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死期?！跋戎谧约旱募亦l總是不能被人們悅納”，不論是奧地利，還是德國，不論是蘇聯，還是美國，當局者似乎都對米塞斯的論述不屑一顧。 

直到20世紀80年代，各國經濟出現嚴重的滯脹，一批愿意思考的人們才發現，凱恩斯的所謂政府主導經濟其實漏洞百出。為了找到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新方法，新奧地利學派開始從米塞斯那里重新挖掘真正的自由經濟源泉，由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倡導的奧地利學派才開始迎來復興。 

可嘆這個時候，偉大的米塞斯已經去世多年。他在活著的時候就發現了真理，可是這個世界卻虧待了他。 

米塞斯是猶太人，他不僅生活在一戰、二戰這樣暴力仇殺的時代，而且生活在一個邪惡的希特勒反猶主義時代。他一生顛沛流離，1934年，他不得不離開奧地利，去到日內瓦國際研究學院任職，1940年，日內瓦同樣遭到了希特勒的逼迫，納粹瘋狂地屠殺所有猶太人，米塞斯只好倉惶出走，遷移到美國紐約。 

可是在美國，米塞斯的經濟學思想同樣遭到了主流經濟學的排斥，沒有一所一流的大學聘請他為正式教授，所以他只能在紐約大學掛了一個客座教授的名分。從1945年開始，一直到1969年退休為止，米塞斯從來沒有在美國的任何一所大學領到過薪水。他的研究經費和生活來源，只是靠美國的一些私人基金會支持。 

不過，非常有意思的是，即使米塞斯名聲式微，生活拮據，但無論是在日內瓦，還是在紐約，他的身邊總是聚集著一批批優秀的學者，大家憑濃厚的、共同的學術興趣交流，分析，探討，幾乎每天都有人在米塞斯周圍進進出出，圍繞著哲學、行為學、經濟學、歷史學和神學進行面紅耳赤的辯論。這些人當中，后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成為各個領域的學術泰斗，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哈耶克和羅斯巴德。 

1970年代，羅斯巴德回憶米塞斯的私人研討班時，將米塞斯稱為“守望自由，傳遞奧地利經濟學的燈塔”。 

從米塞斯到中國

表面看，米塞斯和中國并無直接關系。但中國近100年的經濟史變遷，卻剛好佐證了米塞斯理論的正確。 

按照楊小凱先生的經濟史區間劃分，一百多年以來，近現代中國經濟的演進，大致劃分為三個區間： 

第一區間是以洋務運動為主體的晚清經濟改革。洋務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真正開始企業建設、企業家階層開始誕生的時代，雖然它的企業形態主要由官辦、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三種來組成，但國家重商主義的戰略思路，以及由此催生出來的民間商業力量，第一次象征性地走上了現代企業制度的軌道。 

第二個區間是民國時代的黃金十年，1928年到1938年。十年之內，國家經濟出現明顯的市場導向特征，商業的自由競爭意識前所未有地彰顯，中國出現了一批非常優秀的家族企業。 

第三區間則是1978年以后一直到今天，中國經濟接續晚清經濟改進的傳統，用改革開放的思路，將中國經濟推到自由市場的門口。 

閱讀米塞斯，我們驚訝地發現，上個世紀初期米塞斯就說，一種看上去持續不斷的，不可阻擋的經濟高潮，實際上只能引起經濟衰退。隨后蔓延的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完全驗證了米塞斯的預言，而接下來胡佛總統的政府刺激經濟策略，又繼續用同樣的錯誤，將美國大蕭條延長了5年。 

面對洶涌的經濟危機，米塞斯建議，政府必須停止貨幣擴張，不要人為控制工資、價格、消費或者投資，讓經濟運行自行出清，走回正軌。然而他的主張敗給了凱恩斯的政府干預政策，沒有受到重視。之后幾十年，他的理論與主張都被主流經濟學排斥，直到80年代全球計劃經濟國家分崩離析，人們才忽然意識到，偉大的米塞斯其實早就為我們找到了真理，只是我們鼠目寸光，總是追求短期利益，一次又一次與真理失之交臂。 

中國的經濟發展從來就不是世外桃源，百年中國經濟的命運，事實上也隱含在米塞斯的學術表述之中?？梢赃@么認為，從晚清經濟改進的年代開始，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國終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一直深深陷入到米塞斯反復批判的社會主義人造市場的迷狂之中，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迷茫一樣，中國經濟被看上去很美的計劃經濟耽誤了百年。 

同樣，當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計劃經濟壽終正寢，自由市場選擇終于成為發展的主要方法論，中國人鄧小平基于一種發展的本能，用改革開放的口號，終于不算太遲地趕上了世界新一輪自由市場發展的大潮。 

也就是說，中國人耗費百年光陰，終于很不情愿地、欲抱琵琶半遮面地回到了米塞斯的經濟學軌道上。

從米塞斯看當下中國經濟的顯性錯誤

米塞斯的《人的行為》，是人類經濟學思想的極致。他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套我們夢寐以求，但卻以為永遠難以企及的經濟學思想體系。 

米塞斯一輩子堅守他的“個人主觀主義行為學方法論”。他總是從個人的自由選擇出發，始終認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個經濟學世界的出發點。個人主觀自由是經濟學的起點，也是經濟學的終點。 

因此，米塞斯的經濟學建立在行為學的基礎上，從來不對目的加以評價，而只對達到目的的手段進行詳細分析。按照這樣的學術原則，米塞斯認為集權社會主義制度、通貨膨脹政策、國家法西斯主義、政府干涉主義、民粹公平主義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疇之內出現了巨大的錯誤。因為“他們所宣稱的美好目標無法通過他們自己主張的手段來實現，他們注定是要失敗的，甚至還會加重人類社會的災難?！?nbsp;

事實上，米塞斯為中國經濟的發生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論參考?？梢钥隙ǖ卣J為，百年中國經濟的錯誤，首先是一種方法論的錯誤。歷史作證，無論是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還是毛澤東的“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也許還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國進民退”、“收入分配福利調整計劃”，都在經濟的方法論上出現了巨大的謬誤。 

人并非物理意義上的原子式的個人，而是運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動的人，不能像工程師處理非生命物質的技術那樣來處理人，那種試圖通過統計方法來找出所謂經濟規律的經濟學，是誤入歧途。目的看上去美輪美奐，但通向美好目標的手段，卻反市場、反自由、反個體，這樣的手段在過去已經給中國人帶來了無盡的災難，人們必須在這樣的災難歷史中走出來。 

米塞斯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將貨幣理論與邊際效用理論進行了整合，這如同整合了宏觀和微觀經濟學，構建了綜合的經濟學體系。所以張五常說，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差別，就是在于“宏觀經濟學多了一個貨幣”，微觀經濟學從未做到對貨幣進行分析，但偉大的米塞斯做到了。 

貨幣價值邊際效用，聽上去似乎很晦澀，但聰明的米塞斯卻為我們呈現了人類社會最為真實的經濟史：我們今天需要貨幣，是因為它昨天的購買力，而昨天的購買力，又來自前天，這是一個時間隧道，因此一直可以回溯到人類貨幣的起點。這當然是一副遙遠的經濟學圖景，以貨易貨的時代，人們的交易媒介不是貨幣，而是具有某種用途的替代物品。隨著交易水平的提高，終于有一天，黃金或者是白銀充當了這種交易媒介，因為黃金和白銀，本身就具有邊際效用。 

米塞斯的這一發現，啟迪了人類社會重要的“自由貨幣制度”（free banking）。貨幣從一開始就來自自由市場，因此米塞斯極力反對政府任意印刷紙幣增加貨幣供應。按照米塞斯的理論，我們能夠發現，中國經濟的第二重錯誤，就是不斷用政府力量上演所謂宏觀調控，這其實是借宏觀經濟學之名，人為增加或者減少貨幣供應量，通過操縱通貨膨脹，犧牲民眾福利，獲取利益再分配的好處。而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推出的天量貨幣刺激政策，事實上首先破壞的，是貨幣自由市場。這種人為設計的貨幣供應量，只能扭曲市場價值信息，扭曲生產結構，促進更加不可控制的通貨膨脹。 

第三重錯誤，應該是中國經濟一直不能理解、不能適應商業周期。 

米塞斯認為，由于人性絕對的趨利特征，經濟的繁榮和蕭條，事實上是自由市場的一種自我修正?！叭绻覀儼旬a品的質量改進和數量增加稱作經濟進步的話，我們應該把市面的忽然興旺叫做退步，把蕭條叫做進步。市面興旺是經由錯誤投資而浪費稀少的生產要素，同時也經由過度消費減少了物資的存量，他的所謂利益是以窮困做代價的。相反的，蕭條是走回頭路，走向所有的生產要素都用在使消費者最迫切的欲望得到最大滿足的境界?！?nbsp;

準確地說，不僅中國政府對商業周期無法理解，中國的企業也完全是瞎子摸象。有一種現象這些年一直經久不衰，“一放就亂，一收就死”，說的就是政府管理經濟的無序。問題的本質在于，經濟的繁榮與蕭條，類似于中國成語“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的境界，需要人們保持足夠的耐心和長遠的視野。如果政府面對繁榮就忘乎所以，面對蕭條則驚慌失措，我們的企業也會六神無主，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長此以往，中國經濟將不可能產生偉大的企業和企業家，而只會產生一批跟著政府瞎撞的生意人。 

米塞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對“人造市場”，而中國經濟近百年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部人造市場的歷史。這既是一種經濟習慣，也是一種文化習慣，總以為一切都掌握在統治者的手中，政府不僅制造每個人的生活，還自以為是掌管每個人的生意。計劃經濟、公有制，成為政府揮之不去的烏有之夢。 

這正是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特征，忽略甚至取消市場價格機制，天真地認為市場層面的成本、交易費用、邊際效用等自由秩序，可以由長官意志替代。這是第四重錯誤：對市場的不敬畏，官本位文化秩序下人性之惡過度膨脹，以至于幾代中國人不懂價格，不懂邊際收益，存在典型的經濟學盲區。殊不知，這種人造市場完全沒有可供計劃者配置資源的價格信號，沒有貨幣計算的市場反饋，因而天然缺乏必須的成本與收益計算工具，這直接導致，所謂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永遠在黑暗里摸索。只有遭到市場毀滅性的報復之后，人們才會在強人政治的帶領下，以改革開放為名發展經濟。按照米塞斯的邏輯，這種名義上的改革開放，就是回到自發秩序，回到經濟學常識，向市場妥協，向自由低頭。 

米塞斯最后一個偉大的學術貢獻，是在一個開放的市場進程下，將企業家的創造精神凸顯出來。在所有的經濟學家中，只有奧地利學派和米塞斯前所未有的肯定企業家的市場創造性價值。在他的眼里，成功的企業家正是那些最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變動、事先作出調整、為公眾謀取最大消費者剩余的發起人和創造者，他們的天職乃是利用稀缺資源最有效率的服務社會、服務公眾，以滿足他們最緊迫的需要。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企業家，市場將無法自由演進，只有企業家，才是市場發生和發展的主體動力。米塞斯甚至注意到，有兩類企業家，一類是市場體系中的“企業家”，一類是官僚體系中的“經理”，前者是市場的產物，后者則是政府的食客與傀儡。 

這樣的分析簡直是為古老的官僚中國量身定做。由于對分工缺乏認識，百年中國經濟流變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團，圍繞在政府周圍的企業家，事實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蟲，他們胸無大志，有奶就是娘，和一部分鼠目寸光的官員結合在一起，生理性地追求短期利益。官商結合成為中國經濟演進的主旋律，百年之間，龐大的中國，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樣的企業，更找不到一個具有充分自由市場精神的企業家。由此，中國經濟的第五重錯誤，是政府的過度膨脹干擾分工，縮小市場，嚴重抑制了企業家的自由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