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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是一位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更確切地說，老人家信奉的是毛澤東思想，但在中國語境下毛澤東思想便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他同情窮人，對于建設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充滿了真誠的熱情。 

今年暑假回家與老人家交流，他再一次重復了這幾年我每次回家都會聽到的困惑：“社會真是變了啊，以前窮人和窮人之間是很團結、很親近的，一家有困難，周圍的窮人都來幫助，哪像現在這么冷漠；而且很有骨氣，寧可乞討也不偷東西。你看現在的窮人，搶劫、盜竊，也和富人一樣，眼里只有錢！” 

不像以前那樣偷笑人老了牢騷就是多，這次聽到祖父的感嘆，我感到十分震驚。因為我剛讀完后現代政治學大師鮑曼的著作《工作、消費與新窮人》，祖父的感嘆正好與此書的兩大議題暗合，即社會發生了變化（鮑曼認為是發生了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轉變）、窮人發生了變化（鮑曼稱為新窮人的誕生）。 

此書或許可以很好的解答祖父的困惑，但我并沒有推薦給祖父閱讀。因為我覺得這本書對于社會變化以及新窮人狀況的描述，即使馬克思讀后也會哭泣，更何況祖父這樣普通的馬克思主義者呢？ 

但我很急切地想把這本書作為常識類讀物推薦給廣大讀者，而不僅僅局限于政治學與社會學類的讀者。因為這本書對于我們每個人所身處的當今社會——消費社會——有著細致的剖析，閱讀此書對于我們了解自身與這個社會大有助益。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鮑曼就意識到我們的社會已經由所謂的“生產型社會”過渡到“消費型社會”，而1998年出版的這本《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則是這一領域的集大成之作。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斷不可簡單地從字面上來理解“生產型社會”與“消費型社會”，因為無論生產行為還是消費行為，都是貫穿于整個人類史的。 

之所以把以往舊型的現代社會為“生產型社會”，理由在于該社會的成員主要是擔任生產者；而社會要求其成員所遵守的規范，則是扮演該角色的能力和意愿。而在當今時代，社會主要是需要其成員具有扮演消費者的能力。當今社會塑造其成員的方式，最主要乃是由扮演消費者角色的需求所主宰，而我們社會所標舉的規范，乃是成員必須有能力及意愿來扮演消費者。 

鮑曼認為，從“生產型社會”過渡到“消費型社會”的標志性后果之一，就是“消費文化”成為當前時代的重要特征，消費因成為了當代社會運轉的核心而獲得了一種至尊性。 

在鮑曼看來，這種至尊性帶來了嚴重的后果。消費市場的誘惑使人們喪失了自主判斷能力，喪失了把自我焦慮轉換為公共議題的表達空間；對市場的依賴破壞了人的社會交往能力，而個人與社會的親密而互動交織關系是維持社會關系團結和諧的前提。 

參與者由于缺乏社交技能和穩定空間，人們只能避免建立一種穩定的相互關系，使所有人之間的結合都只是暫時和易變的。由此，人們只能求助于市場的貨物、服務和專家的意見，市場成為其確定性和信任的基礎。其結果必然就是對市場的從屬，把時尚作為一種維持市場秩序的創性機制。他甚至宣稱消費者的上升就是公民的下降，消費者越有能力，公民就越無能。  

當然，如果此時比對現實，鮑曼似乎擺脫不了危言聳聽的嫌疑，至少我們不會太相信消費社會會像他說的這么壞。我們甚至可以反駁，且不說傳統的專制社會，就算與生產型社會相比，消費社會也是進步的。因為在以工廠車間為中心的生產型社會里，人們的行動甚至思想都沒有自由，完全束縛于繁忙的工作效率中。而在消費社會中，我們的自由指數與以往相比是飆升的。 

但鮑曼認為消費自由有著很強的欺騙性。消費自由的欺騙性表現在，消費欲望主導的自由、快樂和幸福都是虛假的，而且永遠難以滿足。因此，理想的消費自由就是欲望至上，使一切激情和理性都以滿足和提升欲望為目標才體現意義。消費市場為了增強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就需要大量的時尚和廣告來誘惑他們時刻處于亢奮和永遠不滿足的狀態。鮑曼認為，在當前的個體化社會中，消費自由的欺騙性會逐漸導致無法尋求“系統矛盾的個人解決方案”。 

鮑曼早年信奉馬克思主義，因此他始終對于身處社會底層的普通大眾及其生存境況持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關懷。在 《工作、消費與新窮人》一書中，鮑曼細致剖析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過度，最終還是為了探究消費社會中新窮人的境況。他對于這種境況的分析完全是悲觀的，甚至是令人絕望的。他認為在消費社會之中，新窮人失去的比以往都多，他們的命運也比以往更令人擔憂。 

首先，在消費社會中，窮人喪失了在精神上對于富人的平等甚至優越感。在消費社會之前，不論是基督教還是馬克思都在精神上賦予了窮人相對于富人的優越地位，基督教認為窮人與其他任何人和事物一樣都是上帝的子民，窮人遭遇的災難可以從上帝那里得到原罪的寬恕和特赦的補償，而富人則可能“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孔”都困難，這在精神上為受難者帶來福音和安慰；而馬克思則在《共產黨宣言》的開篇就指出“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辈⒅赋鰺o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甚至是更為先進的社會政治形態（共產主義社會）的先驅，這顯然是對窮人優越更深層的精神肯定。然而在消費社會中，正常的生活是消費者的生活，他們為了快樂的感官和現場的經歷而沉迷于選擇琳瑯滿目的商品，窮人變成了無法正常消費的 “有缺陷的消費者”，在精神上失去了與富人平等的地位。 

更可悲的是，在鮑曼看來，在消費社會中窮人是無力反抗的。在消費社會之前，被壓迫者可以把貧窮轉變成為一個推動民主革命和政治變遷的誘因。而身處消費社會的被壓迫者則無法組建類似于現代無產者凝集成為具有階級意識和實踐政黨。 

鮑曼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生產者與消費者對人類尊嚴的影響不同，圍繞著生產而組織起來的現代政治導致階級沖突和憎恨階級的人格化，而消費社會則不同，被壓迫者并不想消除市場的誘惑，毋寧說，他們也希望加入其中。于是，在消費社會中，“富人不是敵人而是榜樣。不是令人討厭的人物而是崇拜的偶像” 。 

這是因為新窮人似乎能夠在不確定的社會現實中成功地勾畫出自我建構的過程。由于被壓迫的窮人無法在消費主義中成功，只能把自己體驗為有缺陷和不充分的人，因而他們在經驗上就獨自承擔了自己失敗的責任。另外，新窮人無力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消費主義的常識使他們無法相互團結和組織起來。在消費社會中，每個人都似乎想證明自己更有能力獲得資源的機會，而不是力圖把個人的困境轉化成公共議題并通過公共手段加以解決。 

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寄托在“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而在鮑曼描述的消費社會中，“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基礎顯然即將消解。所以，消費社會的出現也許會令馬克思也哭泣。 

但我想，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也絕非毫無希望，因為消費社會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在消費社會之后的某個階段，誰也不知道“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基礎會不會重新凝聚。而在目前階段，接受消費社會的現實，盡可能實現消費社會條件下的公平與正義，或許才是《工作、消費與新窮人》給我們最實在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