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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讀書人在初入門道之后，都熱衷于徹夜構建自己的思考體系和學術體系。我經常會收到一些看上去宏偉的思想表述，事關信仰、哲學、邏輯、歷史，甚至還有數學或者物理學。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些志存高遠的文章，從頭到尾沒有一個文獻注釋，不涉及任何一種前人的學術成果，仿佛一個夢想家醒來真的得到了一座城池，又仿佛一個建筑工程師，他沒有一磚一瓦，也沒有畫出一張圖紙，竟然就修好了摩天大樓。

如何看待這樣的局面，我知道很多中國讀書人可能熱愛這種大膽假設的勇氣，喜歡平地起高樓、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邁作風。但胡適之早就說過，大膽假設之后，還得小心求證。多年前，我的一個學社會學的朋友去到耶魯念博士，第一個學期，滿腦子構想，天天都處在發現真理的亢奮之中，經常把自己琢磨出來的學術建構框架拿給導師評點，期望導師真正認識到，他的這個中國學生事實上是一個已經發現了真理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了不起的學者。開始，導師并沒有多說什么，每次看到學生滔滔不絕的言說，只是輕松地笑一笑。但差不多一個學期都快過去了，當這名中國學生還在耽于幻想，導師終于脾氣大發，他告訴我的朋友，如果再不去好好查考資料，閱讀經典，他將停止對他進行教學；在這樣的私人警告過去一個月之后，導師發現這名中國學生并沒有引起重視，他竟然給學術委員會致函，表示這名中國學生沒有從事學術研究的必要基礎，因此建議學校將這名學生辭退。

很多中國讀書人可能對此大惑不解！事實上，這里隱含著一種更大的學術敬畏，所謂太陽之下無新事，每個人都活在歷史的河流之中，每個人都擁有某種近似的思考習慣。一名讀書人最大的工作并不是搭建架構，而是要充分了解一個領域所有已經形成的學術成果。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所謂的創造，才有可能。

經濟學家楊小凱在他的口述自傳里曾經回憶他起初的經濟學發現：

“在勞改隊，我自己推導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塊錢的邊際效用相等)、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我以為這些都是自己的偉大發現，但當我能看到更多書時，才發現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經濟學家發展成數學模型”。（《楊小凱：我的一生》）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他的所有勞動幾乎是一種重復性勞動，意味著在經濟學演進的領域，他的思考沒有傳承意義，意味著在一個成型的學科之內，楊小凱試圖靠一個人的能力構建一種學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這么做的結果，導致他必然成為一個沒有歷史傳承的人。一個沒有歷史感的人，一個沒有歷史感的國家，怎么可能會有創新？怎么可能會有未來呢？事實上，楊小凱當年身處監獄，他自學了一些數學，想著用數學來重新闡釋價值理論，想著把當時能夠看到的一些馬克思的經濟學架構和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的理論數學化，然后慢慢終于就有了一些自己的發現。他說，由于當時自己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經濟學，也沒有接受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嚴格訓練，所以在那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中出現的一些新思想，他真的以為自己發現了真理。

幸好，在監獄之外，還有一個無限寬廣的世界。沒有人能永遠鎖住我們自由的思想，沒有人能永遠遮蔽我們深邃的眼睛。我們要在歷史里找到考據，我們要在當下找到細節，如此，我們的閱讀才能夠不斷展開，我們的寫作才不至于凌空虛蹈、不至于好高騖遠。

現在我相信，當一名讀書人擁有了一種學術傳承的能力，他會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他會愿意謹慎地寫下每一個句子，他會前所未有地去熱愛文獻，熱愛考據，前所未有地熱愛田野調查，他所寫的書會是一扇窗口，讀者能夠由此走進歷史，走進更加寬闊的世界。

某種意義上，這其實是一種非虛構寫作必須要堅守的技術。幾年前，我曾經讀過民國新聞人陶菊隱先生的《武夫當國》，他的寫法就讓我存疑。讀《武夫當國》，常常被場面和故事吸引，140萬字的著作，典型的全景式敘述，我們能看到軍隊之間的格殺場面，也能看到軍閥們在密室里的陰謀。關于全景式敘述，顯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寫作方法。對于歷史的敘述人而言，全景式顯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加入很多個人想象。這就是問題所在。這種由來已久的敘述技巧事實上是中國文人寫作的傳統手段，其不足之處是必須預設一雙無所不在的眼睛。后現代的敘述家們發現了其中的弊端，因此才有新技術的引進。比如，大家熟悉的《史記》，就具有全景式寫法的諸多特征，從人物對話，到人物心理，司馬遷均無所不寫，而后來索引一派的出現，應該是意識到了全景式的不可信，才把功夫放在考據之上。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史家們看來，司馬遷才代表了歷史寫法的圭臬。顧炎武在《日知錄》“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篇章中，有“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語，可見顧炎武對司馬遷全景式寫法的推崇。全景式歷史生動有趣，而索引歷史則忠實于所見史料，不能出現絲毫臆想，因此，索引派歷史必然干癟，缺少情緒，缺少文采。白壽彝先生有感于這種現象，提出了“史學界應該向司馬遷學習，要改變我們的文風”等觀點。

可能正是這種看上去有些模糊的方法論之爭，也可能是為了迎合一般讀者的閱讀惰性，我看到很多作家似乎更愿意把歷史寫成傳說，把人物傳記寫成故事會。這樣的文本讓真正的讀書人沮喪。難道只有這種非常不嚴謹的，市井化的寫作方法才能贏來讀者嗎？不見得！比如我最近讀過龍應臺的《大江大海，1949》，雖然充滿了考據性文獻和調查式索引，但絲毫不能影響這本書紅遍世界；比如吳思的《潛規則》、《血酬定律》，也盡量做到了史料清晰，考據嚴謹，這是兩本將考據和分析結合得比較得體的暢銷書；比如林語堂先生的大作《蘇東坡傳》，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都是考據翔實、文字優美的大好著作。我還讀過布魯斯·考德威爾的《哈耶克評傳》，我看到人類社會在19世紀后期和整個20世紀，計劃經濟和政府管制是怎樣節節敗退，而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又是怎樣終于主宰了我們每個人的幸福生活。

我掩卷沉思，如此豪邁的歷史畫卷，幾個可口的故事怎么能夠承受？幾個孤立的人物怎么能夠表達？(聯系本文作者：suxiaoh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