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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控制論者的眼中，應該更多地強調人的生物性而非社會性，中國的人口數量可以像非生物對象那樣去分析、預測、優化和控制，和精準地操控導彈并無二致，即使和其他兩派同樣缺乏真正意義上的人口數據，他們也完全可以通過各種科學語言和圖像的炫目包裝，使自己的觀點顯得更具有“科學的現代性、準確性、復雜性”（第211頁）。

相對地，馬克思統計學與馬克思人本主義這兩派的處境便異常微妙。格林哈爾敏銳地發現，中國學者在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述中為計劃生育尋找理論依據時曾經相當尷尬，馬克思極少論及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口問題，而斯大林更是將人口增長視為絕對有利。因此，當找到了恩格斯的一段話后，中國學者們總算松了一口氣：“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整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整，那么正是那個社會，而且只有那個社會才能毫無困難地作到這一點?！保ǖ?8-72頁）

吊詭的是，在此后與人口控制論學者的論戰中，這兩派卻驚訝地發現自己所抱持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竟然不符合時過境遷后既定的意識形態話語以及對“人口科學”的全新定義：“這是真實的科學，不是社會科學”、“這是科學，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者毛澤東思想的政治” （第210-215頁）、“只有科學而非宗教或情感，才能解決問題”（第280頁）。尤其是馬克思人本主義這一派，因為主張將人視為有思想、有感情的主體，而不僅僅是經濟商品或者機器部件（第189頁），因而一直要同時面對來自其他兩派的壓力。

于是，來自國防科工業、軍事科技研究領域的科學家們利用系統工程及控制理論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政策，并巧妙地利用了中國對國門之外世界既警惕又渴求的矛盾與焦慮，將中國的人口問題詮釋為將會阻礙中國向一個富裕、強大的現代化國家邁進的人口危機。因此解決方法似乎再清晰不過：嚴格的人口干預是必須的。

而在格林哈爾看來，該政策所指出的不控制人口則將爆發人口危機與環境問題的災難性前景，事實上只有在滿足了一系列相當苛刻的前提假設時才會發生；另一方面，該政策的負面影響又并未得到足夠深入的研究。

遺憾的是，決策者更重視的不是這些極難滿足的假設，而是那些極難發生的后果，以及“專家治國論”對長官意志與既成決策的“科學論證”和“政治背書”，甚至讓科學淪為政策的“副產品”（第235頁）。因此人口政策從“一對夫妻兩個孩子”收緊到“最好一個，最多兩個”，最終演變為“提倡一個，嚴控兩個，堅決杜絕多胎生育”、事實上是“一胎化”的“一了百了”的偏嚴就緊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隨著中國重新打開國門、面向世界，“擁抱科學對新中國政體的生存而言，具有政治上的必要性”（第xvii頁），而獨生子女政策正是包含了“新型科學意義”的“政治產物”。

根據格林哈爾的論證，最高領導人的“話語空間”嚴格限制了等級森嚴的政治體系中的每一個人，并讓科學不再是一種普通的事物，而是“被具有特定知識背景、社會地位、個人經歷的某些特定行為者在某種特定歷史環境下的工作造就而成”。前蘇聯科技史上的“李森科事件”正是這一結論的絕佳注腳，它未必符合人性、符合科學、符合自由，卻更有可能符合黨性、符合政治、符合集中。

《只生一個》是一本材料豐富、考證扎實、論說深入的好書。在大量收集、整理和解讀相關文獻資料之外，格林哈爾二十年來密集的田野調查，以及對超過140位受訪者（包括宋健等關鍵人物在內）的精心訪談，無疑也有助于為我們描繪一幅更為準確、更為全面、更為完整的歷史復原圖。

 當然，因為作者身在中國之外，本書也存在相當不足：格林哈爾在書中對政策出臺過程的因果分析顯得較為凌亂，缺乏系統的辨別與梳理；采用“數學化”、“視覺化”、“分類化”、“簡單化”、“科學化”、“政治化”等術語去概括一孩政策爭寵的技巧與手段，更像是旁觀者在事后進行分類的邏輯游戲；對于某些特定的“政策的集合”如何產生了路徑依賴的后果，也缺乏進一步的論述。

更大的硬傷或許在于格林哈爾低估了體制的作用，認為“科學”是一孩政策出臺的關鍵核心所在，而國家體制只是“傳達”（channeled）了政策，那些原本“搞科學”（science-making）的人們作為外來的力量“內化”到“搞政策”（policy-making）的過程中去。

但如我們所見，這些人全都在國家背景的研究機構中任職，他們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體制因素去解釋。更重要的是，對于中國讀者以及深諳中國社會特征的研究者來說，較為古典的體制分析方法可能比格林哈爾提出的建基于?？碌闹R譜系學基礎上的 “知識中心性”方法更有解釋力量、更為讓人信服。

在中國，一個不存在“大政府”的自我擴張沖動的體制是幾乎不可想象的，有時候體制甚至就是神奇與奧秘之事的根源所在。例如，根據格林哈爾的看法，“那些搞人口研究的導彈科學家們”主要地是在上世紀70年代的各種國際會議上才開始接觸到保羅?埃利希的《人口爆炸》與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等觀點，并對其中的“適度人口”的概念與控制人口的思路大感興趣，他們最終為中國帶來了極大的改變。但是同樣的觀點雖然促進了“綠色政治”的發展，在歐洲尤其西歐的影響卻并不算大，在其非人本主義的危險本質之外，西歐的政府資助科研項目要受到民主體制中各種立場、利益、訴求不同的群體監督與制約，也是一大原因。相反，在中國，這一糾偏的機制是有所欠缺的。

《只生一個》并未對實行計劃生育后正反兩方面的成果、經驗和教訓進行總結，事實上這也未必需要。因為即使僅僅從制定與執行政策的程序正義出發，本書也足以值得我們反思良久，而不必糾纏于某些機構、某些個人是否習慣了以口號代替實踐、以動機代替效果，甚至用愿景代替現實。格林哈爾詳細地辨明了社會主義語境下的“計劃生育”（birth planning）與西方社會語境下的“計劃生育”（family planning）的區別（第46頁）。即使從字面上看，西方語境中的計劃生育也更為強調和尊重一個家庭內部的身體處分權、規劃權、生育權等諸般私權，而比較少地認可與反映外力、體制、公權對私權領域的參與、介入、干涉和控制。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國情與現實，必要的計劃似乎是難以避免的，但計劃無疑也應當是適隨形勢而變的。無論是“生育計劃”還是“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無論是限制生育抑或是鼓勵生育，我們都應當警惕這樣的危險性：在某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與說辭之下，每一個人都僅僅被視為是一個數字、一件工具、一個手段。而是不是相信個人有意愿、有能力、有可能主要依靠自己去管理、決定、提高和完善自己，是不是堅持要由其他外力的干預和操控去代替個人來規劃、安排、控制自己，這正是許多矛盾和問題的癥結所在。只要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能更加珍惜和尊重程序的公正、決策的透明，而不是短視、草率、片面地選擇政策，并且以科學作為偽裝和借口。否則，那不但侮辱了決策，還損害了科學。要知道，美國數學家、控制論創始人諾伯特?維納在其著作《人有人的用處》最后說過：“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于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