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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格林哈爾(Susan Greenhalgh)永遠不會忘記她第一次來中國時的種種情形,尤其是在漳州大街上聽到的那首貌似童謠的歌曲:“一個孩子最最好,一個孩子最最好”。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們哼唱的這段旋律一定在她心里留下了極其難忘的印象,以至于二十六年后,在其新書《只生一個:鄧小平時代中國的人口科學與政策》的前言里,她細致地回味了當時那種“傳遍全身的、高興的顫抖”。
更有意思的是,從哥倫比亞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博士,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后,從美國人口理事會研究員,到加州大學歐文分校人類學教授,二十六年來,“一個孩子”的主題一直在蘇珊·格林哈爾的學術軌跡中縈繞糾纏、揮之不去。格林哈爾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人口人類學、科技與醫藥社會學、性別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現代化與全球化等等,而對中國的計劃生育與人口管理的研究,可以說恰好綜合了她上述諸多研究興趣。
迄今為止,人類學多從微觀角度去關注邊緣化、弱勢個體的生活,卻少有從對總體社會的規制入手去研究精英與“權力”在當代生活中的出現與發展。而在格林哈爾看來,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在其獨特體制下希望利用西方科學技術去控制人口總量的決心與努力,既是一種民族國家構建(state-making)的過程,又是一種科學構建(science-making)的過程,既有助于拓展人類學的研究邊界,又有利于探求綜合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人口學、性別研究、科技研究等領域的跨學科新途徑。正因如此,在與埃德溫·溫克勒(Edwin A. Winckler)合著著眼于1949年至2004年時段的《中國人口管治:從列寧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生物政治》(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后不到三年,格林哈爾再次聚焦1978年至1980年這一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初始階段,希望為我們呈現 “一胎化”政策出臺背后中國神秘而復雜的科學背景與決策過程。
格林哈爾在《只生一個》中所分析的問題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是關于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由來、作用與前景,以及它對中國的現代化、文化發展、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影響;其二是這一“科學的政策制定過程”如何調整了國家、科學、技術與社會四者之間的關系,并如何塑造出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重新亮相。
過去三十年的時間,由于信息資料不夠充分,尚不足以讓我們得出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客觀而準確的結論,甚至難以展開任何理性而開放的討論。而另一方面,用格林哈爾自己的話來說,“在1980年眾所周知的控制論現在已經‘被黑箱’(black boxed)了,對中國官員來說它太政治化了,而對研究中國政治的西方學者而言它又太技術化了”(第3頁)。因此,我們不妨越過政策本身的泥沼與迷宮,去看看格林哈爾為我們描述了怎樣一種熟悉而陌生的“科學的政策制定過程”。
格林哈爾強調,自己采用了“知識中心性”(”an epistemic, or knowledge-centered, approach”)的方法去研究政策,也就是把政策置于特定的環境與背景中去考察,并將它視為是充滿特異性、偶然性、復雜性及混亂性的特定歷史的產物(第9頁)。
在開篇格林哈爾就梳理出1949年以來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條主線,即政府的意識形態比社會科學原理本身更為重要。中國研究人口問題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們實際上踐行的是“跟著領導走的人口科學”(follow-the-leaders demography),往往只能“憑借經驗去闡述那些中國領導人事實上早已得知的人口問題,并構思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案?!?第 84 頁)正因如此,她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人口研究已經不能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人口統計,而應被稱為“人口的社會科學或人類科學” (第47頁)。
換言之,在中國獨特的體制下,中立客觀的科學技術知識其實與其他因素密不可分。決策者和精英們悄悄地在科學事實與敘述中埋藏下了特定的假設,然后力圖以一種看似客觀的、科學的、普適的面貌去說服民眾。
有趣的是,中國人口問題專家的群體構成與競爭關系恰恰證明了格林哈爾的這一論斷。在此,格林哈爾引入了三個相互聯系的重要概念以便解釋:其一是“政策的問題化”(policy problemization),即從問題、解決方法、成本利益分析三個方面去構建政策;其二是“政策的集合”
(policy assemblage),即個體、體制、知識、文化等等各種用來形成政策的異質因素的集合;其三是“科學發展及政策制定的微觀政治”,即上述各種異質因素最終組合為一項公共政策的過程。懷著不同利益、視角、意識形態和優先關切的各種備選政策為此而展開了展示自己“可信性”的競爭,希望最終能獨獲知識的權威性與政治的影響力。
根據格林哈爾的總結,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國國內關于人口增長的理論爭議與政策爭寵可大致分為三派(第82頁):
第一派為關于人口的馬克思主義統計學(Marxian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主要成員為劉錚等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部分學者,他們主張“漸進式的一孩政策”,例如劉錚、鄔滄萍、林富德1980年在《人口研究》上公開發表的《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里便指出:“再進一步下降到人口不增不減,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要經歷一個較長期不懈的努力,一如高速行車不能急剎車一樣,只能先減速才能剎得住?!?/FONT>
第二派為中國化的人口控制論(sinified cybernetics of population),主要成員為宋健、于景元、李廣元等集合了控制論、系統論與信息論的理論工作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七機部(后稱航空航天部)第二設計院這樣具有“國防科學技術”背景的單位,他們主張“迅速地、全面地實行一孩化”,提出了“人口總和生育率雙向極限定律”,并在1980年首次作出的中國人口百年預報中警告:“如果中國婦女生育率不降下來,那么到2050年中國人15總量將達到40億?!?/FONT>
第三派是較為邊緣化的馬克思人文主義(Marxian humanism),以山西省委黨校的梁中堂為代表,其理論基礎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實踐,注意到計劃生育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建議用“晚婚晚育延長間隔”和允許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并且獲得中央特批,自1985年來一直在山西省翼城縣開展“晚婚晚育加間隔”的生育試點,雖然由于各種因素多不為人所知,但實際效果相當不俗。
歷史令人驚奇之處恰恰在于,在馬克思統計學、中國化控制論、馬克思人本主義這三種“人口科學”的競爭中笑到最后的勝利者,并非是原本應該對中國的計劃生育與人口控制政策影響最深的社會科學學者或使用正統馬克思主義話語的人,卻是采用系統工程及控制理論的方法模擬估算人口前景、提出人口政策的自然科學學者與軍事科技研究人員。在格林哈爾看來,中國化控制論這一派的勝出,得益于他們之前在軍工行業獲得的聲譽與人脈,在中國的“計劃”傳統中取得的舉足輕重的地位(第125頁),他們更容易唬得數據、使用計算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以及他們對當時提倡科技、專家治國、技術官僚等種種潮流的迎合(第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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