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舒立的轉型 

眾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轉型的關鍵年份。她帶著豪華的采編經營團隊從《財經》撤出，搭建了財新傳媒這樣一個志存高遠的新興全媒體平臺。如此，胡舒立長達11年的媒體職業經理人生涯終結，而具有現代企業制度征象的媒體企業家身份由此展開。 

無論如何，這都是中國新聞史上值得關注的一件事，與之相關的爭論可謂眾說紛紜。幾乎所有的企業家和投資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態，理由是，作為職業經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對資本的一種不負責任。 

但胡舒立顯然比諸多企業家們更知道這個道理，2001年，她曾經寫過《承認資本的權力》，“資本意志的變化，來源于其性質和組成的變化，談不上高貴、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無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間的區別，漠視資本的意愿，失去資本的信任，便極有可能遭到資本的否決”。 

對公司治理和資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選擇了出走，這其中必然有更本質的隱情。中國媒體人的難處在這個時候被直接擺在廣場上，讓所有心中裝著媒體夢的人們糾結。所以，與企業家、投資家的態度背道而馳，幾乎所有的新聞人都在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新聞平臺！ 

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個社會中，中國的新聞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難道堂堂如胡舒立也倉惶如喪家之犬嗎？ 

80年代初期曾經有人呼吁出臺一部《新聞法》，20多年過去了，這樣一部本應該早就出臺的行業法規至今杳無音信，或者干脆說，這甚至是一個話語禁忌。而一方面，媒體人天天在電視上，報紙上，雜志上，如今還在網絡上呼喊現代企業制度，呼喚清晰的產權、自由的競爭，但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沒有清晰的產權，所有的媒體從業人員都在一個近乎壟斷的產業里得過且過。 

如此局面，意味著今天如過江之鯽一般的新聞從業者，事實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邊緣人群；意味著這樣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識還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這個漸漸開放的市場中，是一個不具有私人權利和行業權利的弱勢群體；意味著在一個產權逐漸得到界定的市場經濟年代，中國的新聞人并不是官方認可的，可以真正參與到競爭中去的市場主體；意味著新聞從業人員要么選擇做權力的走狗，要么選擇做資本的走狗。 

這正是今天中國新聞業的現實。有的新聞人直接把目標鎖定在利潤上，為了利益可以丟掉一切的媒體屬性；有的人成了權力的傳聲筒，新聞成了長官意志，媒體成了權力的附屬品?；钪闪宋覀冏钪匾娜蝿?。 

難道這是我們惟一的結局嗎？我們的媒體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權力，也不依附于資本，而是站在第三條道路上，為了信息的自由流動，為了所有人的知情權，發出真正獨立且自由的聲音呢？  

現在我相信胡舒立長達11年的寫作，就是這種獨立且自由的聲音。我還相信，胡舒立不僅是新聞技術的領先者，事實上她更渴望站在一個法治的平臺，站在一個現代企業制度的平臺上，而不愿意繼續躲在權力和資本的陰影里瑟瑟說話。 

從這里出發，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聞史學意義。某種意義上，一部中國現代新聞史，就是一部爭取自由言說權利的歷史。 

清末，伴隨著民智漸開，《新民報》就提出醒目的辦報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這樣的表述，事實上隱含著現代媒體產權與言論權的雙向獨立立場。中國的新聞先輩們很早就意識到，真正獨立的媒體，不僅是新聞理念的獨立，也是財產權的獨立。 

張季鸞顯然更加認同這樣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報》期間，先聲奪人，直接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辦報方針。論及“不賣”，他說“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但令人沮喪的案例也俯首即是！ 

儲安平創辦《觀察》，他的政論文字思路清晰，語言犀利，很有一番指點江山、針砭時弊的味道，成為當時自由主義思想的一面旗幟。儲安平同時還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講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可謂是真正學院型新聞人才。但他沒有在產權與分工的層面理解新聞，雖然有胡喬木推薦他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但仍然沒有擺脫生不見人，死未見尸的悲涼命運。 

還有著名的陶菊隱，北洋時代無孔不入的新聞人，1949年之后卻只能以寫舊聞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舊聞，陶先生也枷鎖纏身。陶先生的兒子陶端對此有所說明，說父親解放后的寫作難上加難，難就難在像在過去那樣以天馬行空的風格寫書，已不合時宜，于是父親一邊勤學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力圖以新的觀點重新詮釋這段他熟悉的歷史，一邊將他固有的過去自由散漫的文筆加以自我約束收斂。 

我相信聰明如胡舒立對這樣的歷史圖景爛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為，既要繼承前輩新聞人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輩的新聞困境。如此，今天我們看到的胡舒立的新聞格局，既是一種基于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種基于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權格局，更是一種基于知情權的新聞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這個變革有些遲緩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來中國新聞產業可能大面積改革的一種預示。 

崔健的歌曲《藍色骨頭》，技術上完全向R&B和RAP靠攏，但歌詞卻寫得分外具有中國語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個寫字的，  

只要我有筆，誰都攔不住我。 

這就是我的事業；更是我的興趣，  

還能有什么工作比這更來情趣呢。  

我想說的是，胡舒立其實就是一個寫字的，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為這個浮躁的時代，為身邊忙碌的人群，當然也是為他們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團隊一直在寫作，一直在尋找，一直在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