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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越位和“弱智”的論證

在《中國站起來》中，摩羅以全知全能的姿態，對于經濟學、世界史、政治學、軍事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全球化甚至文物流失等諸方面都做了表態，并進行了毫無邏輯的情緒宣泄。他用自己這幾年讀到的人類學著作為思想資源，將人類學中殖民史的觀點當做一把萬能鑰匙，以此來“打開”從中世紀到現當代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死結”。

仔細看看摩羅此前的著作不難發現，摩羅在“關于國際政治的著作”《中國站起來》之前，出版的著作包括成名作《恥辱者手記》，以及《自由的歌謠》、《不死的火焰》、《因幸福而哭泣》、《大地上的悲憫》、《第一年—一個人文學者的育兒手記》。這些著作涉及的內容為個人思想體驗和國民性批判，文學評論，思想隨筆，散文等等，基本屬于“文學—文化”范疇。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隨著現代學術分工的細化，以及各種知識的爆炸性增長，已經不太可能出現那種“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諸子百家，無所不曉，三教九流，無所不通”的知識人，以及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而摩羅要處理的“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以及書中所及，卻牽涉到一個個無比復雜的課題。正如摩羅以前的精神導師吳洪森所云，摩羅沒有這樣的學術功底，也不具備這樣的知識儲備。摩羅當然有權利對自己力不能逮的問題發言，只是，這些沒有學術根基和知識基礎的發言漏洞百出，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除了知識上的嚴重越位之外，摩羅的吶喊更多的停留在囈語的狀態——他看似大義凌然、一身正氣所面對的，實際上是一些并不存在且經不起任何推敲的偽問題。

在《中國站起來·吶喊篇》中，摩羅質問的是，“中國人比西方人更自尊自大？”“中國人比英國人更僵化迂腐？”“中國人比西方殖民者更富于暴力傾向”？“中國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理性？”“中國人比西方人更缺乏誠實？”“中國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博愛？”“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是民族主義者？”“中國人果真是奴性十足的劣等民族”？

顯然，摩羅的這些質問不證自明且顯得“弱智”?！白宰鹱源?、僵化迂腐、暴力傾向”等等，顯然無法用人種、民族等進行區分，其中的道理，只要稍具理性者即可明白，何勞摩羅為之辯護？

摩羅稱，“中國人在人性的任何層面都與人類其他各個民族完全一致，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中國人比其他的民族具有更多的奴性?！保?88頁）從常識而言，奴性的產生更多是因為權力的壓迫而形成。如果政府充當牧者，以武力控制國家機器的運轉，把人民視作馴服的羔羊。在這種情況下生活的人民，又怎會沒有任何奴性？

至于“理性、誠實、博愛”等品質，更是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等方面，以及人們具體所處的現實情境息息相關而非國別所能決定。摩羅所謂的三重枷鎖——“國民劣根性批判、西方文化崇拜、西方國家崇拜”，前者只是魯迅等人的精神自?。α_后來咀嚼“恥辱”即與此相仿），以及對于這種權力關系和壓迫的反抗，而后兩者僅僅是摩羅的危言聳聽——即使是曾經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主張充分世界化的胡適以及時有過激言論的錢玄同，也沒有真正的西方“崇拜”，充其量只是飽嘗切膚之痛之后，學習西方文化之長的意圖表達。他們的民族自尊心，決不比摩羅稍遜。

在摩羅的觀念中，大量充斥著“中國—外國”、“殖民者—被殖民者”、“洋奴—愛國者”等二元對立的單一思維。他在身份認同上陷入了闊大的迷津且不能自拔。顯而易見，一個人的身份可以具有多重屬性，一個人可以是一個愛國者，但他可能同時也是佛教徒，小說家，女權主義者、圍棋愛好者等。阿瑪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一書中告訴我們，在每一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確定各種不同身份對于我們的相對重要性。這也意味著每一種身份都不是絕對的，不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以一種身份來進行劃分和行事。

對于摩羅反復強調的殖民與被殖民，森說，“雖然這些‘非西方’——有時是‘反西方’的觀點意味著強烈追求從殖民統治中獨立出來，然而它們事實上是徹底對外依賴的，只不過是以一種消極和對立的方式存在的。這一沉溺性思維的辯證法導致了一種深存偏見且極具依附性的反應性自我認知?！?

在我看來，《中國站起來》顯示，摩羅沉溺于“深存偏見且極具依附性的反應性自我認知”且沒有能力自拔。

“文革”話語的大量使用

摩羅的文字富于激情，他好用排比，這在以前的《恥辱者手記》以及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評價中已有體現。只是，摩羅在《中國站起來》中所體現出來的，不僅只是泛濫的激情，更多的還是“文革”的話語方式。

以胡適為例時，摩羅先采取了“戴帽子”的手法。首先，他采取斷章取義的“證據”，然后給胡適戴上一頂“文化自卑與矯情的世界主義”這頂帽子；并為陳獨秀、胡適、魯迅、蔡元培共同扣上了一頂“非常病態和畸形的愛國主義”的帽子（27頁）。摩羅用在胡適頭上的詞匯有“糊涂”，“最無能”，“最無知”，“最無恥”，“混亂”，“荒謬”，“矯情”，“惡心”等等。

在對五四一代精英進行了上線上綱的妖魔化之后，摩羅占據了“愛國主義”的道德制高點，拉大旗，做虎皮，揮舞起手中的大棒，大量使用了“西崽”、“洋奴”、“逆向種族主義”等詈詞指稱前輩文化人和當代假想敵，以此泄放自己難以抑制的“義憤”。

除此之外，摩羅在本書中邏輯混亂?！吨袊酒饋怼吩诙嗵幹肛熚鞣饺藰嫿艘惶滓庾R形態的“社會圖式”和“世界圖式”，痛批西方文化霸權。他認為，湯因比的巨著《歷史研究》“與其說是學術研究，不如說是意識形態的制造與宣傳。面對二戰之后西方世界的明顯衰落，他拼命宣傳此種意識形態，即是為維持自己國家和種族的霸權服務的?！保?12頁）

而到了本書最后，他卻專門講到了湯因比預言中國的崛起，并稱“他對中國文明的信心，超過了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保?61頁）既然湯因比、亨廷頓、福山、費正清、夏志清等人都服務于自己國家利益，那么摩羅以英國學者湯因比的預言作為支持自己的觀點，不是與摩羅在本書中批判的五四精英一樣，墮入了西方學者“社會圖式”和“世界圖式”的彀中嗎？

除了“文革”話語的大量使用與邏輯上的自相矛盾之外，摩羅還涉嫌挾私以報。他在書中多處批判“愛國賊”，不點名指稱“愛國賊”一詞的發明者任不寐為“洋奴”。

我也不喜歡“愛國賊”這一稱謂。但是，摩羅借此來歪曲任不寐原意，然后作理直氣壯的樣子質問“愛國有罪？”的做派，竊以為不足取。

在任不寐的《愛國賊批判》中，他對于何為“愛國賊”有一個清晰的定義：“愛國賊就是通過攻擊性的愛國表演來養家糊口并以此謀取各種利益的精明人。愛國賊是一種寄生蟲，由于它不可能獨立生長，就必須靠寄生過活。由于它找不到寄生物,它就依靠大義名分為寄托,并通過文學抒情來說明這種象征性寄生的真實性與合法性?！唧w地說，對于愛國賊來說，‘愛國’并不是、或首先不是一種情感需要，而是一種個人謀生的策略?！?

眾所周知，摩羅大約在9年前，因為與任不寐產生矛盾，雙方打起了筆仗并斷交。此后，任不寐遠走加拿大。而摩羅的表現，倒是與任不寐歸納的“愛國賊”頗為接近。

除此之外，摩羅還在書中做了不少“翻案”。他為慈禧太后翻案，說慈禧太后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一直沒有低下頭來”；他為義和團翻案，說“義和團拯救中國”。這些罔顧歷史事實的言論，頗有駭人聽聞之效，只是經不起任何推敲：不了解世界局勢的慈禧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與西方殖民者打交道的過程中屢戰屢敗，簽下了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最終讓中國人吃盡了苦頭。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死亡；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難以統計（單北京死于義和團手下的有十數萬人）。對此，學者張鳴等早有研究專著論述。僅僅因為義和團“扶清滅洋”，敢于抵抗洋人，稱之為“拯救中國”嗎？

而摩羅對慈禧和康有為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不失尊嚴的言說，必然面臨著無法解決的邏輯沖突——按照摩羅的標準，只要同殖民者對抗者，不論其權力是否合法，不論其采用了怎樣的手段，不論其“對抗”使得中國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價，都值得大書特書。如果“對抗”的代價是讓國家蒙受更大的損失，中國的國民需要額外犧牲更多的血汗，而始作俑者依然享受著尊榮、權力和窮奢極欲的物質生活，那么，這樣的行為究竟是“愛國”還是“害國”？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北洋水師購買武器的軍費被擁有最高權力的慈禧拿去修了頤和園，這才造成了摩羅推崇的“中體西用”者李鴻章的部隊在甲午戰爭作戰時彈藥不足，最后全軍覆沒。為此，李到日本簽訂了屈辱的條約，回國以后，李成為了“賣國賊”并被解職。那么，慈禧和李鴻章的行為又應當如何用摩羅的標準進行評判？

就《中國站起來》整本書而言，摩羅從頭到尾一直都在盲目煽動民意。他違背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常識，使用了大量的全稱，動輒“中國精英”、“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以及命令式言語“我們甚至應該以戰爭動員的方式，組織全民族的力量，為保證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殫精竭慮，誓死拼搏”。

但是除了這些空洞的抒情和煽動，摩羅在書中并沒有提出應當怎樣崛起，如何實施（無論是在思想還是在具體的實施方法上，我相信摩羅也并不具備思考這些問題的知識和能力）。因此，對于摩羅的煽動，更需格外警惕——中國人在過去幾十年已經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對于類似摩羅等“民間縱橫家”的煽動，還是王小波在《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中說得明白，“根據我的生活經驗，在中國這個地方，有些人喜歡受蠱惑宣傳時那種快感；有些人則崇拜蠱惑宣傳的力量，雖然吃夠了蠱惑宣傳的苦頭，但對蠱惑宣傳不生反感；不惟如此，有些人還像癮君子盼毒品一樣，渴望著新的蠱惑宣傳。目前，有些年輕人的抱負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輪新的蠱惑宣傳——難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蠱惑宣傳是種禍國殃民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抱負只能是反對蠱惑宣傳。我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