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寂的城市

臨近年關。在北京工作的陳越家里的衛浴翻新成了半吊子工程——浴室柜沒有安上。無論怎么與廠家協商，對方都無法答應她年前安裝的請求?！皩嵲跊]辦法，工人都回家過年了，工廠已經放假了?！?

陳越的煩惱不止這些。自從保姆回老家之后，家務的壓力立刻襲來——買菜、做飯、照顧孩子、洗衣服。以前保姆在時每天都拖一次地，現在幾天都沒時間掃一次。

她家樓下的早市，不像往日那樣熙攘。賣早點的鋪子大多關了門，只剩下一兩個攤位。燒餅鋪的姑娘說1月30日就關門回家了。

陳越在淘寶網上給兒子拍了一套內衣。隔日，店家給她打電話，說快遞公司不收發往北京的件了，貨被退了回來。陳越只能選擇年后收貨。

當農民工們從全國農村涌來時，城市不斷抱怨，這些人給城市帶來巨大壓力。目前北京的人口已經達到1972萬，其中流動人口突破1000萬，而這個城市的最大人口承載力只有1750萬。

當農民工“鐘擺式”遷走時，原先擁擠的城市一下子空寂下來，但有序運轉的節奏也斷裂了。

一些小區的樓道的垃圾箱變成了垃圾堆——據說是因為保潔走了一大半，幾十個樓的工作都分攤給幾個保潔員來做。由于外送人員大部分回鄉，很多餐飲店停止了外賣服務。北京市嬰之福家政服務公司的經理顧太芬介紹說，公司大概有近2/3的員工回家過年。過年期間家政服務費飆漲，鐘點工的價格甚至能漲到每天100元，最高能達到每天200-300元。

與家政服務行業相似，城市保安也是每年過年期間最空缺的職位。記者走訪了幾個小區的物業公司，大概有1/3的保安選擇回鄉過年。物業公司只能通過收縮巡視點來彌補缺口，比如，以前一個保安負責一棟大樓，現在負責3-4棟樓。

年后的用人荒也是企業未雨綢繆需要考慮的問題?！拔覀儸F在很擔心過完年有些員工不回來了?！闭彼涂爝\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熊星明說。為了預防人員流失可能引發的動蕩，宅急送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與不發達地區的勞動部門溝通，打通招聘渠道；鼓勵回鄉員工帶老鄉回來，帶一個給100元獎勵，帶3個以上獎金更高，還報銷來回路費。

這種臨時抱佛腳的做法能不能起效，就看整個城市用人壓力有多大了。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度全國農民工總量約有2.3億，外出從業的農民工人數達到近1.5億。他們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大軍的主力：占全國加工制造業總數的68%，占建筑業的80%，占第三產業中批發、零售、餐飲業的52%。

這些流動的人群為駐留的城市做出巨大的貢獻。官方統計的數據是，改革開放30年農民工對GDP的貢獻率達21%。而根據社科院的調查，農民及農民工每年對GDP的貢獻不小于60%。

但這些人所得到的回報卻是微薄的。一位政協委員曾經計算，進城農民工一年給城市創造的價值大約在2.5萬元左右，但他一年最多拿走8000元，剩余1.7萬都留給了城市。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外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其中800至1200元的占31.5%。

姚峰說他三年間在北京油漆了幾百套房，但昂貴的房價讓他從未想過在這個城市擁有一間自己的住房，他現在最大的夢想是賺夠錢回家蓋棟像樣的房子。來自河南滑縣北滹沱村，在北京做建筑的老張外出務工10余年，老婆孩子一直留在老家。他很想把家人接過來，但家人來后單獨租間平房至少要花好幾百元，為了省錢，現在像他這樣的建筑工都是10多人擠在一個房間。

融城的成本不僅是一本經濟賬，還有無形的精神壓力要考慮。在公司做保潔員的阿燕來自四川，剛入行不久。她每次都趁員工少的時候收拾辦公室。在一群城市白領面前，阿燕總覺得不自在，似乎橫亙著天然的鴻溝。來自湖北的何愛萍，在深圳擦了五六年鞋，從未想過自己是深圳人，在她眼里，一早起來就搬擦鞋箱子的她們與光鮮體面的深圳人差別太大了。不過，她仍有夢想，那就是“留在深圳擦一輩子的鞋”。

守望的鄉村

終于，姚峰買到了1月31日回甘肅的車票，能在除夕之前趕回老家。

他老家有10余畝地，由父母和妻子打理，種小麥和玉米。收成好的時候一年可以賣2萬-3萬，一般的光景下只有1萬。他來北京三年沒回去過，前一陣他給家里寄去1000元，自己裝上電話，每周打一次電話報平安。

在電話線一端，接電話多數是姚峰的妻子，在他呆在北京的三年間，妻子來過幾次，但每次他都催著她趕緊回去。

這樣靠一根電纜維系親情的家庭不是少數，據民政部統計，目前中國有8700萬農村留守人口，其中4700萬留守婦女，2000萬留守兒童，2000萬留守老人。

這一龐大的留守群體生存狀態很是堪憂。河南滑縣城關鎮北滹沱村婦聯主任耿小紅說，幾乎每個留守婦女都要承擔照顧家中老人、小孩的任務，還要獨挑家務農活。逢年過節，只要看到電視或廣播中發生撞車翻船事故，這些婦女就異常緊張，總擔心自己丈夫會出事。

長期夫妻分居也讓很多婚姻“亮紅燈”。在一些基層法院，農民工離婚案件數量占受理案件總數的60%，且呈不斷上升趨勢。另一項調查更讓人心酸，8成犯罪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幼年時期都有被留守農村無人看管的經歷。

婦孺老人留守的鄉村是人煙稀少。公司保潔員阿燕說她四川老家農村剩不下幾個人了。她家的房子依山而建，十幾間房間里住著3戶人家。其中一戶已經沒人住，另一戶只留守了一個老人在家。

所以無論多么艱苦，阿燕都要來北京與丈夫團聚，她是今年年初過來的，并做好了兩年不回家的準備，“來回一趟每個人車費就近1000塊，太貴了?！辈贿^，她兩個兒子只能留在老家了，大的7歲，小的兩歲半。阿燕臨走前織了7雙鞋，3雙給老大，4雙給老二。

阿燕把自己在農村的地都送給別人種了，但仍有越來越多的鄉村因為人力外流而田園荒蕪，按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說法，每年由于農民工進城務工而撂荒的耕地，大約在5%左右，合9000萬畝。如果按照每畝地產400公斤糧食來算，由此而損失的糧食產量在360萬噸左右。

幾個意大利的記者關注到這種廢棄的景象，打算選一個典型的村莊，拍一組專題照片——被拋棄的農村。

在長期研究農民工問題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看來，這種被拋棄的農村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獨特現象——農民工與城市格格不入，又回不到荒棄鄉村。

不管多么痛苦，中國城市化的車輪依然在運轉。1978年剛剛改革開放時，農業就業人口曾占整個就業人口的7成，如今已經下降到一半以下。中國城市化的戰略目標是，到2030年，城市化率達到65%。

（本報記者降蘊彰、高琨、劉偉勛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