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年來深圳確定的改革重點在行政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等方面，包括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以及社會組織管理改革等等。不過，最近深圳曝光的幾起事件，讓深圳陷入“改而不革”的尷尬境地。

今年7月，有深圳市民在網上指出，深圳大部制改革已近1年，一些部門副職超標現象依然嚴重，其中深圳市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委員會 (下稱深圳市科工貿信委)被曝有20個副職。盡管深圳有關部門公開回應了網友的質疑，但并不能挽回人們對深圳改革“換湯不換藥”的形象。深圳關注行政審批體制改革的專家李紅光指出，在一些部門的行政審批改革中，只是簡單地合并同類項，比如100多項審批看似精簡為幾十項，但是實際上沒有減少多少?，F在大部制改革也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翻版。

李紅光曾通過對深圳養狗條例的研究，推動了深圳養狗立法的規范和進步。這是深圳內生動力在行政體制改革領域的一個典型，雖然不如經濟領域那么廣泛和普遍。

越來越多的深圳人像李紅光一樣，開始從關注自己的權益出發，從私人領域維權走進公共領域。2003年，深圳一批獨立候選人參選人大代表，希望通過參與到立法過程來推動深圳社會的進步。這是深圳自然而然、逐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契機，不過深圳人自下而上表現出來的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最終被冷卻下去，以至于5年后深圳推出更激動人心的改革時已經沒了激情和期待。

2008年5月23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對外發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征求意見稿)》，19項改革包括了區級差額選舉等重大突破，因此深圳被媒體紛紛稱為 “行政體制改革試驗田”，“掀開政改序幕”。當時正值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深圳這一改革被海內外輿論過度解讀，寄予厚望。

然而這次改革在深圳并沒有得到熱切的回應。就國內來說，區級干部的差額選舉幾年前在南京等地就已經進行了，深圳這一改革已經落后了。按照深圳當時的計劃，三年內實現區級差額選舉，但是到兩年后的今天，這一改革在深圳幾乎已被人淡忘。自下而上的改革訴求，與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就這樣擦肩而過，兩種力量一旦不合拍，不能產生共鳴，改革顯然無從談起。

四

深圳在行政體制改革領域的顧慮重重，喪失了機會。在社會體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與內生的改革動力背道而馳，錯失機遇。

近年來中國的改革方向，已經從“效率優先”轉向“公平優先”，從少數人先富起來，發展成為大多數人都富起來。在這個中國社會轉型和改革的關鍵時期，深圳本應在10年前就可以為這種轉型作出貢獻，遺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壓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訴求，不但滯緩了深圳第二輪的產業升級轉型，也為今日深圳埋下不穩定的種子。

今年以來震驚全國的深圳富士康員工“十二跳”自殺，使人們知道了在經濟發達的深圳特區，農民工權益保護竟然是如此之弱。實際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師周立太代理深圳龍崗一家韓資工廠對56名女工強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體廣泛關注。

周立太成為工廠老板的眼中釘，也被地方政府視為破壞投資環境的罪人。2001年底，深圳龍崗區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師”的名義，把周立太驅逐出境。這時廣東省已經提出產業升級轉型，而周立太事件則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種動機，保護低級加工制造業。今年在珠三角工廠廣泛出現增加工資的浪潮，很多中小企業反映承受不了，這不能不說是多年低勞動力成本發展的報復性反彈。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識到周立太維權的重要意義，加強勞工權益保護，促使企業改善工作環境，增加勞工待遇，也許富士康的連跳悲劇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農民工工資待遇也許可以慢慢增長起來，不至于到現在這么被動。

周立太維權本可以成為深圳向追求社會公平轉型的一個契機，但深圳對這個機遇的扼殺，不僅使其后來的改革沒有意義，甚至也沒有了方向。2004年李鴻忠主政以來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號，其實與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質上沒有太大差別。然而，在經濟領域的“效率優先”已經走到了極限，沒有其他領域的改革相配合，已經難以進一步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