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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衛平:公安局應該向全社會道歉
    丁力
    2010-08-01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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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觀察報 記者 丁力 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平教授是一位因為敢言而受到廣泛尊重的公共知識分子。她的其專業文藝理論與政治理論之外,一向關注社會問題。就浙江遂昌縣公安局為上市公司通緝揭黑記者仇子明之事件,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企業將自己陷入更大危機之中”

     

    經濟觀察報:上市公司負有向投資者披露與公司經營有關信息的法律責任。凱恩股份把記者的信息披露轉變成一個刑事案件。請問你如何看待這個事件?

    崔衛平:我想從企業方面來談談。企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與社會有聯系,面向社會的。當媒體報道它的問題時,它就遇到一次公關危機,這對它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在危機中,對于企業重要的是重建企業形象,重新恢復公眾對于企業的信任。
    危機中的公司首先需要實事求是。這是最重要的。危機發生后,企業要發表公開聲明,表明認真自查問題的態度,在第一時間告訴公眾自己改正錯誤的決心。而如果是報告公安局,在網上全國通緝揭露它進行關聯交易的記者,這就將自己陷入更大危機之中。如果原來有錯誤,這樣做就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

    為什么呢?新聞媒體是公眾分享信息的平臺。讀者訂閱報紙,因為他們相信這家報紙是客觀、公正的,讀者與報社之間建立了基本信任。這種信任關系要求報紙實事求是地報道事實,只有這樣才不辜負讀者對報紙的信任。同時這種信任也是我們基本的社會紐帶。一般人們第一反應會站在報紙一邊,報紙本來就有揭露、輿論監督的功能。

    在這種情況下,有關企業起碼應該等待法院裁定下來,才能認定記者有問題。怎么可以在法院還沒有出面的情況下,就開始想要對一個記者進行人身限制?這個記者又沒有在逃,沒有任何襲擊他人,對他人造成即刻危害的可能性。說實話,企業這樣做(借助公安機關通緝記者)的結果只能是,在一瞬間,這個企業將自己放在與公眾相對立的位置上,與我們社會價值相對立的位置上。

    經濟觀察報:企業、媒體、公眾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

    崔衛平:從企業方面來說,他們也有責任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維護新聞這個共同平臺,維護讀者對報紙的信任。維護公眾也是維護他們自己,維護及創造公眾(客戶)對自己良好的信任關系。他們沒有理由無視新聞媒體的價值,無視社會的共同價值。公司不能忽視輿論,公眾就是他們的客戶,新聞媒體也是他們與客戶之間的橋梁之一。

     

    “公安局不能為個別企業看家護院”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看公安局保護當地企業這件事?

    崔衛平:公安局是公權力,是公器。與這個社會的各個部門一樣,公安局也有責任維護社會的公正,維護各種社會紐帶,包括維護新聞的真實性,維護企業、報紙與社會之間的信任,而不能為個別企業看家護院,這不是社會公器所應該做的,在公眾面前是說不過去的。

    2008年初,遼寧西豐縣委書記派警察到北京抓捕揭露丑聞的記者,最后不也是道歉了嗎?這是處理這種問題的一個參照。這次事件中的公安局也應該依照以前的處理方式,向記者仇子明道歉,向全社會道歉。

    如此對待記者,公安局也把自己陷入了一場危機當中,他自己成了危機的一部分,并加重了這個危機。而企業以為能夠借用公權力壓制輿論,壓制公眾,以此擺脫危機,它就不想想,這個企業今后還要不要繼續面對公眾,繼續生產和經營?企業的道路應該很長,不是從它的總部到公安局之間這點距離。能夠使得企業運轉的,是客戶,是公眾,而不是公安局。

    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還是幸運的,杭州有人因為轉載記者的文章被當地公安局抓住,交遂昌縣公安局帶走了。這個事件在擴大嗎?

    崔衛平:杭州的股民甕安余因為在網上轉帖記者的文章被抓,公安局因此犯下了一個更大的錯誤,因為這位市民更加無辜,更不應該抓。他只是動了幾下鼠標,將一篇報道轉移了一個地方。公安局也有一個公共形象、社會形象的問題,也需要讓人們對它產生信任和尊敬。如果公安局能夠道歉,那么也是挽回它自身形象的一個機會。

    這無論如何令人想不通,有人的做法怎么會盡往那條窄道上走,做對自己越來越不利的事情,成功地將自己陷入公眾輿論的汪洋大海之中,成為眾矢之的?本來他們完全可以做得更加聰明一些的。

     

    “信息控制是死路一條”


    經濟觀察報:南京發生了嚴重的爆炸,造成重大傷亡。電視臺記者在直播事故現場。江蘇省的官員卻質問記者:“哪個讓你直播的?”最后強行終止了播出。你怎么看輿論監督在中國的處境?

    崔衛平:某些官員相信,輿論是可以控制的,他們可以控制公眾的看法。經常性地隱瞞和控制基本信息流通,這是我們當下社會信任缺失的原因之一。而每當新的危機發生時,官員有義務坦誠地面對公眾,重新贏得社會的信任,重建社會紐帶社會連結,而不是一再加重危機。

    經濟觀察報:知識分子在這類事件中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崔衛平: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向企業和公權力部分發出呼吁,要求處理事情的相關人員要學會他們恰當地面對輿論,面對公眾,尊重公眾,而不是關起門來,以為自己可以搞一套。封鎖報道、通緝記者的做法,在今天已經完全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信息控制是對社會關上大門,是死路一條?,F在是信息社會,誰沒有眼睛、耳朵和嘴巴?你們如何能夠封住所有人的嘴?往積極的方面來說,越是危機的時刻,也是他們重新贏得公眾信任的時刻,是他們重建自己在公眾當中良好形象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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