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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01
    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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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松政策更有利于遏制人口過快增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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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觀察報:政策寬松并沒有引發“人口暴漲”,除了翼城縣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外,還有個案的例證嗎?

    梁中堂:不是個案,而是大量的人口現象都可以證明?,F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國家和地區的婦女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2.2以下,其中許多國家都低于1.5。這些國家的婦女生育率在歷史上也曾經是很高的,但都是在沒有強制性政策的情況下自發降低的。就發展中國家來說,譬如與我們有較為接近的傳統文化的泰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在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比我們同期下降得都快。

    我們自己也有這方面的經驗。我國是從1979年1月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才開始要求制定限制生育政策。但是,我國的婦女生育率已經由上世紀60年代末接近6.0下降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2.7,10年時間下降3個孩子,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屬于絕無僅有的。如果分城鄉來分析的話,我國城鎮婦女在1950年的生育率已經由傳統平均生育7-8個孩子達到5-6個,上世紀50年代后期降到5.0左右,上世紀60年代降到3-4個,上世紀70年代更迅速由3.0左右下降到1.3。我國農村婦女則由上世紀60年代中期平均生育接近7個孩子持續下降到上世紀70年代后期的3個左右,這都是在沒有強制性政策的作用下得到的。

    經濟觀察報:聽說和翼城縣相同的試點還有一些,這些試點的情況如何?

    梁中堂:需要說明的是,上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一直是件十分嚴肅的事情,實行什么樣的政策是不能由地方輕易決定的。1984年7號文件后,各省在從嚴掌握的前提下產生了一些不同政策的試點。1987年9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王偉主持在翼城縣召開過一個試點現場會,參加會議的有包括甘肅省酒泉地區在內的全國13個試點單位,算是對這些地區允許農民生育二胎政策的一種認可。1988年,國家計生委下發過一個調整試點單位的文件,上述13個單位只有7個列入其中。據我知道,由于酒泉地區(現在已經地改市)的黨委和政府的強烈要求,1998年甘肅省人大通過決議批準該市恢復許可農民生育二胎。

    另外,廣東省人大通過決議從1986年6月開始全省的農民普遍放開二胎,1998年又改為“女兒戶”的政策。本來,海南在建省前已經從廣東省獲得一個比較寬松的政策,但是,建省后改為“女兒戶”政策,2002年才又恢復了允許農民生育二孩的政策。

    與翼城縣試點相近的只有酒泉市的生育政策。從普查資料分析,酒泉市在1985年開始在全地區有條件地允許農民生育2個孩子,1982年-2000年人口增長26.2%,比全省同期增長30.7%明顯要低。當然,從普查資料看,酒泉市的城鄉人口構成中城鎮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全省。但是,細分期間的幾次普查,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年份實行寬松政策,1982年-1990年普查期間,酒泉市人口增長9.4%,大大低于全省同期的14.4%;1990年-2000年兩次普查期間,由于在絕大多數年份取消了寬松政策,酒泉市人口增長了15.4%,高于全省同期的14.3%,從正反兩個方面都證明了寬松的政策有利于降低人口的過快增長。

    經濟觀察報:政策寬松生育少,政策嚴緊反而生育多?

    梁中堂:這可能與我們是否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有關。從近現代歷史看,幾乎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隨著現代化發展或滲透而出現生育率下降的社會現象。這一情況表明,節制生育是工業化以來創造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經濟社會生活的自立使得兒女可能不再是養老的一種投資。

    我曾經依據1982年普查資料對比過翼城縣和全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翼城縣幾乎就是全國的一個微縮。按照通常0-14歲、15-64歲和65歲以上人口劃分,翼城縣的構成是33.58:61.78:4.64,全國為33.59:61.60:4.91。特別是自1982年中央11號文件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之后的18年期間,主要生育人群的構成也十分接近,其中翼城縣 0-19歲人口占總人口45.17,0-29歲占63.01,而全國分別是46.08、62.71,都非常接近。這樣,18年的人口過程就有了直接的比較意義。

    首先,翼城縣和臨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國執行的生育政策都有很大的差別,但是,人口實際增長幅度的差別卻不是很大,說明政策的差別在人口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其次,翼城縣的農民普遍地生育了2個孩子,這應該是確鑿的事實。但是,其增長幅度比全國還小,這就相當于說全國的農民實際上也普遍地生育了2個孩子。由于全國增長幅度和城鎮人口構成都高于翼城縣,甚至可以說全國有比翼城縣更高比例的農民生育了多胎。

    我們知道,現行的農民生了一個女孩可以要求再生育一個的政策是在1982年中央11號文件中規定的。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上,直到1990年之后,在國家計生委的督促下大多數省區才頒布了農村“女兒戶”可以生育二胎的地方法規。即使這樣,江蘇、四川和河南等幾個人口大省繼續執行不分城鄉的“一胎化”政策。所以,按照實際管理的人口政策口徑計算,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00年的政策生育率超不過1.2。如果生育政策起作用,世紀末的人口總量應該在11億以內。但是,2000年普查人口卻是12.6億。這就說明,理論上,限制生育可能會促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但現實中,現實生育率與政策生育率顯然并不一致。而某些相對自由的生育狀況下,生育率該下降還是會下降,而且并不一定比嚴格限制的狀態下慢。

    經濟觀察報:有許多人擔心放開或者松動計劃生育政策就會出現大量的盲目生育,出現“人口爆炸”。

    梁中堂:這要看你是如何思維的。如果把生育當作每個當事人尋求幸福生活的一種需要,是一種有目的有節制的事情,自然不會出現所謂的人口爆炸。農民并不是天生只會生孩子而不懂得如何才能得到幸福。上面我們談到,人口過程是一種自然過程,既然嚴格的政策對其實質性的運動不起作用,松動的政策當然也不會起到多少實質性的作用,問題在于選擇怎樣的政策會減少社會的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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