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安：強力介入的轉型（2）

從城市化進程看，容納大量外來人口是世界各大城市發展的必然階段。低收入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解決不好就成為尾大不掉的棚戶區、貧民窟。因此主拆派力主堅決拆除，不留后患。

與此相反，主改派則認為，城中村記錄了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人文和歷史脈絡，對此，有選擇的進行保留改造，才是科學的態度。

深圳市規劃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建筑設計師對本報記者說，將價值約1億元人民幣的住宅變成垃圾，再投入約3億元人民幣重新建造一個居住更密集的、增值空間有限的住宅，這是否是一種經濟、環保和可持續的做法？將已有的城市脈絡和生活徹底鏟除，是否是一種對城市歷史和文化有益的做法？

對城中村的改造，該建筑師表示，曾經有人提出過一些積極可行的思路。比如，從改善間距、消防的角度，可以最低限度拆除8行住宅中的第3、6行（拆除量25%），使剩余的建筑都變成建筑間距良好的沿街建筑。再通過對城中村商業、住宅、停車交通、活動設施的全面調整改善，可使“城中村”封閉和雜亂的空間形態得到整理，同時又延續了已有的生活方式、城市活力、空間特征和歷史文化，使城市的脈絡得以可持續的發展。

2004年，著名規劃大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終身榮譽教授約翰·福瑞德曼應邀參加深圳市規劃局舉辦的 “城市規劃學術講座”，參觀完下沙村之后，約翰·福瑞德曼認為，與華僑城相比，下沙更代表著深圳文化。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認為，約翰·福瑞德曼對城中村有興趣，是因為“他在那里看到了人與人之間密切融洽的關系”。伍美琴表示，一個城市要發展，拆舊建新看起來固然很好看，但可能也會損失很多社會資本。這種社會資本就是居住在舊村中的人們之間歷經多年才建立起的龐大社會關系網絡，以及他們之間深厚的感情和友誼。

伍美琴說，香港以前在快速發展的時候就有過這方面的教訓——在將原有舊村的社區形態打破之后，居民是很痛苦的，而且這種痛苦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F在香港搞重建，很強調要做社會影響的評估，盡量保證重建后社區網絡的完整，就是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然而，深圳市規劃局一位人士表示，在現實操作上，地方政府對商業利益的考量早已凌駕于文化的和歷史的視點之上。

按照寶安區政府的要求，寶安區有關部門已經完成 《寶安區舊屋村改造資金收支測算與改造策略研究》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寶安區所有城中村都被納入視野。

報告建議，對132個與深圳市總體城市規劃嚴重沖突的舊屋村，10個雖符合城市規劃但村民愿意由政府進行征收改造的舊屋村，以及5個被文化部門確定為重點文化文物保護單位的舊屋村共147個舊屋村，采取政府征收模式進行改造；其他184個舊屋村納入城中村（舊村）改造政策進行改造。

產業空心化的可能

深圳社科院城市運營中心主任高海燕形象地把寶安以往的發展形態比喻為“工程師加農民工”的人力資源組合模式。

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寶安工業區式的發展形態，導致現有形態與城市形態尚有距離，同時人口構成中70%的學歷為初中及以下，這使得寶安發展現代服務業和總部經濟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說深圳發展經濟過去主要靠體制取勝，那么現在發展現代服務業和總部經濟，就必須要靠城市資源取勝。

“高端服務業和總部經濟實際上對城市資源是有要求的，如在城市的經濟結構、地位和輻射力方面都有比較高的要求”，高海燕說，即便是地區總部和生產性總部也不光靠產業集聚，一般要求是區域的營銷中心和傳播中心。

對于“雙轉移”，高海燕認為，成功的產業結構的轉型應伴隨社會結構的同步轉型，其過程應自然成熟，在此過程中，政府應該謹慎地保守行政行為的邊界，而所謂的“騰籠換鳥”應該是“建籠換鳥”。

廣東省社科院科研處處長丁力博士的看法似乎更為激進。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珠三角地區以加工貿易型為代表的產業實際上就是為香港提供服務的，與香港是 “前店后廠”的關系，根本就無法轉移或轉型，除非是推倒重來，但那已經是不同的概念了。

他認為，甚至也不存在所謂高端服務業和總部經濟轉移的問題，“‘前店后廠’就表示生產車間在珠三角，而高端服務業和總部留在香港”。

事實上，正是在“雙轉移”過程中，在宏觀經濟形勢不樂觀的背景下，一直以兩位數高速成長的寶安區經濟增幅，已出現了大幅下滑。

7月8日，寶安區政協副主席曾漢良帶領區政協委員前往寶安區貿工局調研，貿工局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年以來，由于受各種因素影響，全區整體經濟和工業增長放緩，出口增速下降。

今年1至4月份，寶安區完成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2061.68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5個百分點；出口總額增速同比回落23.02個百分點；進口總額增速同比下降29.32個百分點。

在此之前，一些學者就對此發出過預警。深圳市投資商會發展規劃中心主任羅建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如果企業大規模外遷，而深圳又沒有抓住機會發展高端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產業空心化還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