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孕育新突破。國際金融危機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可能進入創新集聚爆發和新興產業加速成長時期，綠色發展成為一大趨勢。不少發達國家在應對危機中提出“綠色新政”，制定未來發展戰略，大幅增加研發投入，支持新能源、生物醫藥、信息網絡等領域創新發展。全球范圍內，綠色經濟、低碳技術等正在興起，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在有些領域，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相對較小。在這樣的背景下，只要我們把握趨勢、應對得當，就可能搶占先機、贏得優勢，推動實現跨越式發展。否則，就會貽誤時機，難以實現趕超，甚至陷于被動和落后。

    三是國際治理結構出現新調整。經歷金融危機的洗禮，國際社會積極推動全球治理結構和金融監管制度改革。通過改進和完善已有架構，形成一個有利于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體系，以反映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已成為各方共識。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結構調整已經實施或正在推進，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有所增強。各國圍繞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的合作與博弈強化，牽動著國際關系調整演變和國際力量分化組合。如何適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趨利避害，有所作為，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

（二）國內環境的新特征

   “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又上了一個新臺階，我們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繼續發生新變化。

    一是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呈現新特點。２００９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３７００美元，２０１０年有望超過４０００美元，“十二五”期間將向更高水平邁進。國際經驗表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３０００美元向１００００美元提升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重要階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對我國而言，在這個階段，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繼續提高，消費結構將持續升級，投資結構、產業結構也將隨之調整變化，帶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為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同時，在快速增長變動中，經濟結構升級的約束增多，社會結構平衡的難度加大，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存在不少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亟待加強和改善社會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