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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眾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他曾參與2006年國家發改委起草的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他的研究結果顯示,近十年來,實際居民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下降比例,可能已經達到了15%左右。
自2005年國家發改委開始著手起草《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到眼下,收入分配改革在各方關注和利益博弈中已走至“十一五”的末尾。
十二五期間,這一關系到13億人生活狀況和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話題,能夠成功避免此前屢屢躑躅不前,最終積重難返的困局嗎?
改革三大核心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說,在目前國內研究收入分配改革的專家和官員看來,收入分配改革早已經不存在絕對分歧,主要是看決策層有沒有決心了。
宋曉梧曾先后任國家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國務院體改辦秘書長、發改委黨組成員等職。目前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的大部分官員都曾經在他手下供職。他說,十幾年來一直連續不斷地討論收入分配,基本上所有的問題都研究到了,現在再談,依舊是老問題,都有些麻木了。
宋曉梧所說的讓他感到麻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和工資增長。這便是中國目前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解決的三大核心。
今年8月間,全國人大財經委和民盟中央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建議中,均涉及到了上述內容。其中,財稅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稅收分配、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企業上繳紅利、眾多民營企業和個體戶的上繳稅負等。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魏眾表示,中國目前實行的財稅體制,已經造成了極大的收入不平衡現象,地方大部分的財政和稅收收入都被上繳中央,為了擴充財政,地方只能更多地通過各種手段擴充收入,居民和企業就此成為收入分配體制的犧牲品。中央聚集的社會財富,大部分被用于大規模的投資以拉動經濟的增長。這一模式,被研究收入分配改革的有關專家們稱為是不可持續的病態發展慣性。
全國人大財經委和民盟中央的收入分配改革調研報告均表示,要通過改革稅制、加大財政支付轉移等手段將更多的社會財富留在地方和企業,以調動地方政府推進社保和企業漲工資的積極性。這一被大膽提及的建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央財稅體制改革目前尚不得而知。
此外,國企也成為這場收入分配改革局中的關鍵部分。在魏眾看來,由于體制的問題,以央企為代表的大多數國有企業,在一些行業中以基地的成本獲得了社會的資源,但是卻沒有惠及普通居民。魏眾說,“這是目前中國存在的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眳⑴c收入分配改革的專家建議,應該加大央企紅利上繳比例,同時限制壟斷行業領導和員工的高工資、高福利。
2006年間,在國家發改委拿出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中曾提出,將央企上繳利潤比例逐步提高至50%,但由于國資委方面的竭力反對,最終流產。不過,此后國資委出臺了針對央企高管的“限薪令”。但在提高央企上繳紅利等最為關鍵領域的改革,卻一直停滯不前。
在社會保障領域,過去幾年間,相關部委一直在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社保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社保待遇也在不斷提高。
不過,這些對于提高普通居民收入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居民收入差距依然不斷擴大。魏眾表示,如果不能限制壟斷行業高工資,不能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僅僅從社保方面入手,根本解決不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在業內專家看來,工資增長機制是收入分配中最為關鍵的問題,但也是政府較難解決的問題。全國工商聯前不久也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調研報告。據悉,該報告建議,需要進一步降低民營企業稅負。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和民盟中央的報告中也有類似的建議,民盟中央人士說,“降低對民營企業的稅收能夠促進企業員工的工資增長。如果企業的利潤都交給政府了,企業怎么可能還主動給員工漲工資呢?”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建議,需要在全國范圍內,盡快建立起工會性質的勞資協商談判機制。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則建議,應該建立起一套工資增長與當地GDP和CPI等經濟數據掛鉤的增長機制。
事實上,上述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三大核心問題。早在十年前,就已經在政策層面深入研究。今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華建敏在全國人大財經委收入分配改革調研座談會上說,目前談到的問題,和十年前研究的基本一樣。華建敏十年前曾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當時他直接組織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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