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席斯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剛剛成為《金融時報》2010 年度全球 MBA 排名榜亞洲榜首，并晉身全球十大的學府。其中科大在學術研究一項上位列第十位，是亞洲學界在《金融時報》年度排名史上的一大突破。

曾經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執教十余年的科大商學院院長鄭國漢，在1992年離開美國回到中國香港，參與了香港科技大學的創辦。近日，鄭國漢教授接受本網記者專訪，以國際視野分析中國的對外貿易與人民幣匯率改革的互動關系。

經濟觀察網：美國在人民幣匯率上一直給中國施壓，僅僅是因為中美貿易順差嗎？

鄭國漢：雖然人民幣的問題，最近看起來是中美之間的問題，事實上大家假如經常留意世界各國報紙，會發現人民幣匯率問題也是中歐問題，中日的問題，也是中俄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問題，只不過美國在這個問題上說的很明白，其他國家因為種種原因不想得罪中國而已，但這些國家心理想的，事實上跟美國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最近印度和巴西表態也比較強烈。

美國政府、學者和政客，基本上他們認為人民幣被嚴重低估利潤，因為中國擁有大量的貿易順差，大量的外匯儲備。

事實上看人類近一兩百年來的貿易史與相應的國際貨幣史，基本大量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它的貨幣被低估的一個表現。這里面當然是假定了匯率是用來作為調整國際不平衡的手段，而事實上在這過去一兩百年，匯率的的確確是絕大部分國家用來調節國際貿易不平衡的手段，它不是唯一手段，但卻是一個重要手段。

中美貿易失衡，也就中外總體貿易失衡是人民幣應否升值的一個立足點，而匯率是這種失衡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剛才就說過了，美國人是公開施壓，但是跟美國人看法一樣的不光是美國。其中最重要是中美，因為中美貿易失衡從單對單的兩個國家來說是比較突出的，當然美國，中美的貿易失衡也不能獨立來看，因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來看包括相當大部分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把它包裝好，加工出口到美國。但是對美國人說是要支付的東西。

經濟觀察網：那么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確實如賬面上反映的那樣嗎？

鄭國漢：我跟我一些同事，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中國科學院陳錫康教授及其他多位經濟學者，曾進行了一項專題研究──“美中雙邊貿易差額評估”，分析中國出口去美國它背后多少是進口產品，多少是真正在中國本土上的附加值？結果發現中國對美國盈余的賬面值，大大高估了中美貿易背后附加值的差額。例如，中國2006年對美國的貿易盈余賬面值是2034億美元，但按附加值單位計算則只是442億美元，差異相當大。

我們用的投入產出表是2002年的表，我們算出來的數據是1000美元對美國出口基本上有368美元的附加值留在中國。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它更多不是靠加工，所以1000美元的出口，它有868美元的附加值留在美國。

你可以假定2002年以后生產技術沒有很大改變的話，中國實際從出口所得的附加值更少。所以用兩個國家各自的本地附加值來計算這個貿易的逆差、順差，中國的順差會大幅度減少，但是中國還是一個順差國。

但是我們這里看到從2002年以后這個形勢是一直在發展，中國人整體對外的順差巨大，在高峰時期有其他人在計算，這個順差是等于國民所得的6%。假如說是1%、2%，那是比較平常，長期是5%、6%，這個是相當巨大的一個順差。

所以從中國來說這種順差變成我們的外匯儲備，變成我們更多的美國的債權，對美國來說，增加了欠中國的債，還有就業。

經濟觀察網：您認為人民幣升值無損中國競爭力，這對中國企業和個人有什么切身利害呢？

鄭國漢：那么是否升值以后我們解決所有問題？對不起，不可能。因為中國還處在這一過程中，而這個過程會相當長。我們的競爭力，生產力在不斷提高，這是好事情，但是我們所謂競爭力不需要把人家都打死，它都不能生產，怎么跟我們競爭。我們提高生產力，是為了提高我們自己的收入，我們的消費水平，但是在這個過程里面會影響國際競爭力，所以必須通過調整回到相對的平衡。

我這里說匯率雖然不是唯一因素，但是仍然是調整國際貿易失衡的重要手段。因為匯率直接影響中外相對價格跟國外的價格水平。

中國有一個說法，美國人要求人民幣升值是因為它不想我們崛起，是用這個手段對我們打擊。就好像以前中國有評論者說，以前的“廣場協議”，就是對日本經濟的一個打擊。這個說法我的日本朋友，一個東京大學的教授并不贊同，他認為日本的蕭條是因為資產泡沫過大，爆破之后殺傷力太重。

因為順差過大導致的貿易摩擦，我們從一個公平的角度不能說人家采取其他方法對付我們，就一定是所謂貿易保護主義，如果我們有不同的渠道把這個貿易摩擦解決了，就沒有什么關稅，附加稅了等等，甚至是一種進口的配額。這對中國很重要，因為我們中國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發展的環境。

我只是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是達到中國長遠經濟目標的手段之一，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因為你想我們很多出口都是用現有人民幣水平，現有中國工資水平得出的結果，那是我們要的東西嗎？一個工人拿的工資是一千塊人民幣，是一個什么樣的生活？我們現在很多出口加工的工廠，就是拿這種工資，那肯定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是要通過提升競爭力，通過國際分工得到更大的好處，提高我們真正收入，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貿易就是一種手段，貿易不是我們的目標。

經濟觀察網：人民幣匯改以什么樣的模式進行比較好？

鄭國漢：至于人民幣什么時間升值比較合適，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判斷，看哪一個時機是令中國政府覺得最適合的。升值說到底還是會影響出口的，說不影響那是假的。但不能因為有影響就不調整。

日本、西德，它們曾采取很長時間的升值，但是升值的同時這兩個國家長時期提高它的生產力，所以它的競爭力還是很強。我認為中國也完全有能力做日本、韓國跟其他國家所做的事情。

中國的生產力還會有一段長時間的提高。而提高程度遠遠高于我們的大部分競爭對手，包括發達國家。這個道理很簡單，所謂發達國家，它已經采取的機制、組織和它的技術已經是最前沿，我們以比較廉價的成本去學到它們的技術，是跳躍式的進步。

究竟這個機制是什么？這不是我的發明，只不過我自己在想，首先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可能用匯率來妨礙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必須獨立，在比較正常的資本金沒有管制的情況下，我認為是有管理的浮動，或者是目標區，只要超出這個目標區你就行動。究竟是盯住哪個區域呢？盯升值還是盯貶值？我覺得參考一攬子貨幣，不要光看美元，也看歐元，也看日元，也看其他重要的貨幣，總之，把你重要的貿易競爭對手的貨幣考慮在你這個一攬子里面。

假如中國這么做的話，今天歐元貶值，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減少，貶值的需求增加。假如我們過熱那就升值；過冷我們就貶值，刺激一下出口；貿易順差過大，我們升值；我們有赤字，那就要貶值，要刺激出口。所以這些我覺得道理簡單，我完全相信我們人民銀行會知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