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城交響樂團73年在上海黃浦江游覽船上觀看中國民樂演奏

因為被禁止，反而激發了我們對交響樂的好奇心。我們把78轉的膠木唱片放在落地收音機上的留聲機里，不敢打開音響，耳朵湊近留聲機，聽著唱針在唱片上滑動時發出的非常輕微的音樂聲。

就這樣，我們幾個少年第一次接觸了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西方古典音樂。

趙耀武姨夫還收藏了一些解放以前百代唱片公司發行的周旋和王人美的唱片。聽著這些被黨定性為黃色反動的靡靡之音，我們既緊張好奇，又有著冒險犯罪的快感。

可惜，每天午后偷聽音樂的好日子不久就結束了。有天，趙耀武姨夫嚴厲盤問他是否動了儲藏室里的落地收音機？他只承認到儲藏室里找過東西，移動過落地收音機，堅決否認曾經聽過音樂。 

此后，他姨夫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儲藏室門，伸手去撫摸落地收音機是否發熱。

從姨夫嚴峻的神態，趙耀武意識到偷聽反動音樂的活動不能再進行了。

因為一旦被揭發，倒霉的是大人，他姨夫很可能因此被逮捕，扣上教唆青少年的罪名，更是罪加一等。

兩年后，我到江西九江修水山區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同一個知青集體戶的劉雍，比我年長四歲，上海復旦中學68屆高中生。他喜愛交響樂，簡直到了癡迷的程度，他可以把貝多芬第三，第五和第九交響樂的旋律從頭哼唱到尾。他帶到農村的書籍里，就有關于交響樂的，我記得有本柏遼茲的書，專門分析和介紹貝多芬九首交響樂的，我似懂非懂的看了兩遍，再聽劉雍的講解，明白了很多。

1973年，《參考消息》披露費城交響樂團即將來華演出的時候，我們倆都已經在九江工作了，劉雍是非常激動的和我談論這消息的。

在工廠工作，一年只有12天探親假，加上春節三天國定假日，每年在上海最多只能呆15天。1973年秋天，假如不是正巧廠里派我到上海出差，我是絕無機會看美國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的。

來上海之前，費城交響樂團在北京演了四場，上海只演兩場。票子之緊張可想而知。離開演出的場地——上海市革委大禮堂還有500米之遠，沿路就不停有人在問有退票嗎，有退票嗎？

所有的票子都是通過組織系統發放的，每張票子都能查到是通過哪個系統發放到哪個單位的個人的，以確保萬一出現什么政治問題，就能立即查到當事人。

在費城交響樂團來之前，曾經有人請示上級：觀看演出的時候是否可以鼓掌？ 

這個請示經過層層上報之后，最后上級來了指示：為了表示中國人民的禮貌和對美國人民的友好，在演出過程中可以適當鼓掌。

有了上級的這個指示，鼓掌就合法了。

我不明白，明知不會有人退票，為什么沿路還是有那么多人懷著幾乎不存在的希望在乞討般的等候退票？每張票子背后都蓋著“非賣品”的藍色印章，誰敢拿這種票子去換錢呢？再說，他們用什么去交換別人手中的票子呢？也許是糧票、手表票、自行車票諸如此類的購物票證。這是我至今沒搞明白的事情，當時我只想趕緊擺脫他們的糾纏，根本沒興趣去看他們伸出的手掌里握著什么。

“美國費城交響樂團來華演出”，豎立豎寫的巨大標牌，伸展在市革委大禮堂墻外的空中。標牌是深藍底色上寫的黑字。盡管事先已經從《參考消息》上看到過《紐約時報》對這塊第一次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廣告牌的介紹，親眼看見，還是感受到這塊標牌靜謐而震撼的力量。我仿佛是去出席一場宣告未來將發生重大變化的慶典。

朋友后來問我，票子這么緊張，你那時怎么弄到的。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是我爸單位上發的票子。

我爸那時在一個涉外單位當個小干部，經?？梢缘玫轿乃囇莩龅钠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