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祭唐德剛(2)

三

因受排擠，唐德剛1972年離開哥大，迫于生計而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并兼任東亞研究系主任12年。唐德剛度過這次“職業轉移”的危機靠的居然是 “阿Q”心理：“哼，他們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上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兒子開除了……”，“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則哥大除了30萬卷的漢文典籍之外，還有什么值得戀棧的呢？”

長唐德剛3歲的哥大英國史博士何炳棣，在其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中對 1945年11月24日至1948年7月1日的紐約生活的回憶卻是暖色調的：“最愉快的回憶之一是我從來未受到種族歧視，反而不時受到相關方面的‘優待’。本人相信，時代、國際情勢、個人行為和機遇都有關系，種族歧視問題不可一概而論”，“二次大戰后來美的中國人大都是高知，不再是苦力工人了；中美友好關系方興未艾也大有助于兩國人民的接觸?！保ā蹲x史閱世六十年》P208和P211）

有趣的是，夏志清在為胡適晚年蟄居紐約時無法獲得美國名校長期教職而打抱不平時，他引用了唐德剛的精準概括“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還有一段未嘗沒有道理的“誅心之論 ”：“50年代，胡適同林語堂先生 （辭掉南洋大學校長之職以后）大半時間留在紐約，而且經常來哥大借書，假如哥大有意聘請他們為中日文系教授，他們是一定樂意接受的”，“但中日文系的主管人哪里會有此度量，胡、林二人來了，那些美國漢學教授豈不相形見絀”，“所以美國著名學府樂于聘用趙元任、李方桂這等專門人才（語言學比較冷門，吸引的學生較少），而不敢聘用胡適、林語堂這樣的通才?！?

唐德剛來“小廟”紐約市立大學反而能獨當一面?！逗Ｍ庹搲逢P張后，他“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直到執教紐約市立大學數年后才又重新開始歷史寫作，《傳記文學》和《明報月刊》等港臺媒體便是此間他實現“文字還鄉”的重要渠道。

受《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已故）力邀，唐德剛自1976年起開始將英文版《胡適口述自傳》譯成中文，“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弊g文自1978年起在 《傳記文學》上連載一年，1981年編印成書。詳細甚至超過原文的注釋增加了《胡適口述自傳》的分量，唐德剛將一個洋洋十萬言的“短序”變成了副產品《胡適雜憶》，獲夏志清等學者激賞?！逗m口述自傳》和《胡適雜憶》由此成為“胡適研究”或“胡適批判”最重要的資料。

胡菊人對推廣唐德剛也是居功至偉，在《海外論壇》之后，他接手編輯《明報月刊》，唐德剛研讀大陸“內部資料”《毛澤東思想萬歲》的6.5萬字書評，在《明報月刊》上署筆名連載了半年，“至于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留。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 ‘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边@個長篇書評十多年后結集成了《中國之惑》。

劉紹唐、胡菊人這樣的“‘總司令型’編輯”反過來也成就了唐德剛，所以唐的多部作品都請劉、胡作序。在《傳記文學》創立20周年時，唐德剛將其與中國大陸各級政協舉全國之力整理的“文史資料”作比，盛贊劉紹唐“以一人而敵一國”。

四

唐德剛有著深厚的國學根底，兼治西洋史，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識見在《文學與口述歷史》和《小說和歷史》等文章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從文史批評擴展至整個社會和文化、文明的批判。

唐德剛曾經 “覺得吳承恩的豬八戒，實在比魯迅的阿Q寫得更好。豬八戒比阿Q更可愛、更有趣”。愛屋及烏，他也難免尊胡適而貶魯迅：“魯迅罵人的尖刻是世無倫比的。他為什么就不能以罵人的尖刻筆調來罵罵自己呢？他說他在鄉下的棄婦是‘舊式婚姻’，與他沒愛情，所以要丟掉。但是他口口聲聲卻要積弱扶貧、拯救被壓迫階級的苦難男女！他為什么就不能在他自己家中，先拯救拯救這一個無辜的女人呢”，“魯迅罵盡了敝老師胡適，就憑這一點，我這個胡適的學生就要說：‘啐！周樹人，你不配！’”

但夏志清對胡適勉力維系與鄉下太太江冬秀的婚姻而放棄追求才女陳衡哲的遺憾，表明他和唐德剛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差異。不過，通過《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提供的一個細節，我多少理解了唐德剛在婚姻問題上為什么貶魯迅而尊胡適——1950年代末的一天，何炳棣宴請胡適，胡適飯后抽完煙時，將其領帶翻過來給何看，“下端有一小拉鏈，內中藏有一張5元的美鈔。他說這是太太非常仔細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搶了，還有這5元錢定可以搭一輛計程車平安回城東公寓?！?

總結所謂史學或文學觀念可能顯得迂腐，但唐德剛提過一個統攝歷史與文學的 “十六字箴言”：“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在他看來，“偏向于歷史的文學，甚至搞得和歷史難解難分的文學，那就是‘小說’了”，“文化和文學之后還有個社會 ——一個不斷變動的社會”，“中國小說形式和方法的變遷，是從‘聽的小說’逐漸走向現代化‘看的小說’上去。何以故呢？那是受市場經濟供需率的影響?！?

在唐德剛關于中小學時代的記憶里，“30年代真是我祖國當代文藝和學術的黃金時代”，但自從通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接觸了1970年代后的臺灣文學后，他馬上意識到：“今日的臺灣文藝界，是把30年代的上海、北平拋入古物陳列所了”，“‘文藝’畢竟不是生姜，老的不一定最辣；‘文壇’也不是市場，在那兒劣幣不一定可以驅逐良幣；而‘歷史’卻是一面篩子，優良的作品，一定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古往今來的佳作、巨著，無一而非是歷史的篩子篩出來的?！?

兼治中西的開闊使唐德剛論起中西文化差異這樣的大題目也從容得很，他說：“兩千年來儒家在我們祖國的發展與耶教在歐洲的發展實在有異曲同工之處。兩家的原始教義都是活生生的大眾哲學，但是兩千年來卻被無數的鄉愿、學究和家天下的封建帝王和他們的臣仆們涂抹得面目全非?！?

將視點移至歷史記憶層面，唐德剛又追問：“抗戰八年，我愛國軍民伏尸三千萬——多少可歌可泣的壯烈故事！五十多年來，有多少人懷念他們，甚至提到他們呢？”

1987年，唐德剛第三次來大陸參加史學會議，在西安的“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上，他給出一個頗具前瞻性的判斷：“我們祖國大陸 ‘落后’的主要問題無他，缺少一個自發自勵的中產階級也”，“大陸上能否步臺灣、香港地區及韓國、新加坡后塵，扶植起一個‘城市中產階級’呢”，“不愿在中國扶植一個‘中產階級’，我們這個‘秦制度’有沒有他途可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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