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祭唐德剛(1)

經濟觀察報 燕舞/文 有些人，即使從未謀面，他也會以一種特殊方式影響和恩澤著我們，比如10月26日晚因腎衰竭而在舊金山寓所過世的八九老人唐德剛。媒體上照例有悼念報道，但我更期待余英時、何炳棣、夏志清、楊振寧和胡菊人等先生能寫出悼念唐先生的專文。這樣的宏文可以慢慢等待，就像陳寅恪先生辭世13年后的1982年，余英時先生才寫出《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

將唐、陳并論當然不太合適，但正如臺灣史家王爾敏所劃分的那樣，在傅斯年、顧頡剛和蔡元培等所代表的科學主義史學派與郭沫若、翦伯贊等所代表的馬列主義史學派之外，朱云影、郭廷以和唐德剛等組成的“南港學派”也是“20世紀中國非主流史學”中的重要一支（《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唐先生是自有其獨特價值的“非主流史家”。

唐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那些著作應該可以存留50年以上（唐先生曾笑稱許多當代著名作家和學者的作品只能留50年，而自己的書可留 100年）。重讀這些書，約略可以勾勒出唐先生一生行跡，也算是對一位睿智、幽默、闊達的史學大家的祭奠吧。

一

合肥人唐德剛1939年秋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1948年從安徽學院史地系赴美留學，在與中國素有淵源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歷史系碩士和博士，1959年才獲得美國史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至1972年，后兼任哥大中文圖書館館長7年，最后升為副教授。上過私塾、心儀傳統文化的唐德剛，先后參加“天風社”和“白馬文藝社”等重要文藝社團。

在中國知識分子“戰后”于紐約成立的文藝團體中，最早的是林語堂1951年創立的“天風社”，由其二女兒太乙主編《天風月刊》。唐德剛和太乙是哥大同學和好朋友，千字5美金的稿酬（當時哥大學生的工資是七毛五一小時）吸引著他和其他“多產作家”踴躍嘗試新詩、舊詞、小說、散文、傳記和隨筆等多種體裁。

唐德剛成名作《梅蘭芳傳稿》就是1952年首次發表在 《天風月刊》上，盡管胡適和夏志清都覺得《梅蘭芳傳稿》“稍嫌渲染”，而且在一些專業知識上有疏漏，但唐德剛能把梅蘭芳的脫穎而出放置在京劇變革的大時代背景下，而且不回避其出道時的尷尬和婚姻狀況的復雜。并且，對一般論者不太提及的梅蘭芳1935年受斯大林之邀和蝴蝶同訪莫斯科的經歷，唐德剛也給了一定篇幅。

“天風社”終因財力不支和林家喬遷而停辦，白馬文藝社隆重登場，“胡（適之）先生就變成我們唯一的前輩和導師了”（《胡適雜憶》P81，下引唐德剛著作均省去書名和頁碼），社員都是一時之選：《未央歌》作者鹿橋、《五四運動史》作者周策縱（也是后來《海外論壇》的骨干）、聞一多得意門生艾山、徐志摩干兒女何靈琰、后來的哥大音樂系主任周文中……

詩詞唱和之外，白馬文藝社居然在1956年夏天的 《生活半月刊》上最早嘗試刊發胡適口述回憶錄，只進行了一兩次就困難重重，最后轉投財力更雄厚的哥大 “中國歷史口述部”。

1950年代末，在胡適發起下，唐德剛連同十余位碩士和博士辦了一份“宣揚民主、提倡新學”的月刊《海外論壇》，但這份被雷震譽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只維持了3年，唐德剛曾這樣反思：“它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起于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

香港資深報人胡菊人對 《海外論壇》給予過中肯評價：“除了為50年代的留學生留下聲音之外，還不能否認，它是至今為止留學歐美中國知識分子所辦的水準最高、文字最好的雜志之一?！?

二

“二戰”后，美國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應該讓親歷戰爭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相關記憶保存下來。由于這些要人親自寫回憶錄有困難，所以借助日益普及的錄音技術，將當事人談話錄音并整理出來，逐漸成為一種新的歷史記憶保存方式。哥大教授、唐德剛師長輩的艾倫·芮文斯（AllanNevins）正是 “口述歷史 ”（OralHistory）一詞的發明者，唐德剛作過一個簡述：“口述歷史并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的歷史，而是口述史料?！?

1948年，在聯邦政府和福特基金會贊助下，哥大正式成立“口述歷史部”，后在華裔歷史學家韋慕庭和何廉建議下，1957年成立“中國口述歷史項目”，聚焦于 1949年前后移居美國特別是紐約一帶的前國民政府政界、軍界和學界名人。唐德剛比較早地加入“中國口述歷史項目”。

《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已是今人耳熟能詳的，作品不必贅述，唐德剛的成功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合力：本身受過嚴格史學訓練，對中西歷史包括民國史都特別熟稔，充分利用了同鄉、哥大校友、昔日上下級、世交等多種關系，訪談前進行了充分準備，采取有說服力的方法贏得訪談對象的配合，中英文俱佳……

當然，讓唐德剛遺憾的是沒有做出嚴格意義上的 “張學良回憶錄”，他計劃中最重要的民國口述回憶錄《蔣中正先生年（日）譜》也未能如愿，一個龐大的民國史描述體系也就難以建立。

據《現代傳記學》（楊正潤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的考察，“以哥倫比亞大學為代表的美國口述歷史以名人為主；歐洲的口述歷史則把重點放在普通群眾的口述上”（P434），英國、法國、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的口述歷史都比較草根。1990年代后期，“口述歷史”在大陸史學界、新聞界甚至文學界等領域日益普及，一般論者都將作家李輝編著的 《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海天出版社，1998年）看作國內較早受唐德剛影響的作品，但唐德剛所代表的相對精英的口述歷史（當然，他1991年發起成立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也曾訪問一些經歷抗戰的老人；其師芮文斯也采訪戰后的各國難民）是如何與相對草根的歐洲口述史共同作用進而影響中國口述史的推進的，確實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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