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文明(2)

在自由的三個階段中，共同的保障是制度，無論是教育制度、經濟制度還是分配制度，因此制度成為馬氏文化分析的最小單元。更為重要的是，制度的普適性能夠使文化研究者抽離文化語境下的差異和變動從而具有科學性。每一個制度，都由機構憲章、人員構成、物質設備和組織規則組成；每個人的一生都要經歷不同的制度機構：家庭、同輩群體、學校、工廠、手工作坊、行會等，在每一個不同的制度中都扮演不同的角色，接受不同的規范和權威。規范與權威都是保證機構運行必不可少的條件，而機構成功運行是實現自由的基礎，文化的推進是機構運行的前提和副產品。在這里，權威成為一個難以界定的角色，有的權威推進制度運行，有的權威危害文明進程，諸如希特勒。在歷史中的和平階段，以生產和分工為基礎的群體各守其職、各安本分，權威的作用并不明顯，尤其是在生產力低下的階段，沒有財富的聚集，也就不會產生對于權力的濫用，而且，此時的權威常?；谘壓偷鼐夑P系，不容易產生對于他人的剝削。隨著歷史的發展，權威的權力隨著財富積累以及對外戰爭而不斷增加，對于權力的濫用滋生了暴君。權威和暴君都是手握權力者，對他人有影響力和支配力，不同的是，權威運用群力終結危機，實現組織成員利益最大化，而暴君以危機為手段將組織成為變為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希特勒正是依靠制造戰爭危機而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力。

戰爭，與自然災害不同，是一種人為制造的災難，出現在歷史發展的晚期。最初的戰爭曾經有過積極的作用，例如游牧民族對于農耕民族的侵略，導致了文化融合，在戰爭之后的文化重組中，不論是侵略者還是被侵略者，自由隨著文明的發展而得到提升。但是，隨著戰爭逐漸成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合法工具，戰爭的后果就只剩下毀滅。造成這一轉變的原因，是民族向國家的轉變。在馬氏看來，民族是一個天然的文化單元，以文化原則整合了不同的群體，在這個單元中，每個成員雖然分工各異，但是有著統一的文化目標，隨著文明的推進，文化的界限被打破，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戰火從內部戰爭擴大到文化群體之間的戰爭，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相互吞并和侵略使得國家這一形態逐漸出現，以政治原則統一不同群體。這時，戰爭成為一種謀取國家利益的手段，不再是雙邊互惠的了?！耙粦稹闭沁@樣一場不義之戰。而“二戰”，則是一場個別人的陰謀——以戰爭作為攫取權力的手段，以奴役作為戰爭的最終目的。

如何能夠避免戰爭使自由得以存在、文明得以延續？馬氏認為，首先，要以民族自決為前提建立民主制度，其次，要在全球建立聯合國。初到“新大陸”的馬氏，看到美國民主制度下的一派欣欣向榮，很自然會將民主制度與對自由的保障相聯系。馬氏認為，民主制度的三權分立原則既保障了權威在有組織行動中的領導地位，也保證了權威的權力不會被濫用，同時保障了在群力分配過程中的公平。這正是通向自由、避免戰爭的必由之路。而聯合國的理想，非常近似于社會契約論的“國家版本”，每個國家讓渡一部分主權給聯合國，同時交出所有軍事武器，以此來終結國際間以戰爭作為互動手段的“叢林法則”。

正像弗斯（R. Firth）在悼念馬林諾夫斯基的文章中所說，馬氏對于人類學的貢獻不是結構化的理論體系，而是鋒利的分析工具。馬氏此文的行文風格類似于筆記，通觀全書，確實有些零碎，但是，對于自由、戰爭、權威、民族以及國家等概念的分析時時泛出光芒，至今仍然有啟發性。

對于自由的思考和人類的理性啟蒙同時迸發，原先存在于上帝之國或者理想國的自由，不再能夠回應整體性的碎裂，尤其是當“文明人”踏入美洲之后，蠻荒之地的自主自由的存在使早期的人類學家開始質疑究竟西方文明帶來的是自由還是束縛。馬林諾夫斯基的思考，既不同于那種認為自由是理性之光中叢林法則的失效，也不同于那種認為自由是戴著鐐銬的舞蹈。這一點，至少能夠使我們在今天后現代的解構浪潮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文化是一個龐然大物，但并非是我們身外的怪獸，而是我們自身，無論是戰爭破壞還是以文化解構，將這個龐然大物扼殺無異于扼殺人類的文明。

“二戰”之后，不僅馬林諾夫斯基在思考“自由與文明”，中國學人也在探索中華文明的未來，從英美、歐陸、日本留學歸來的學子們紛紛提出“民主”的口號，無論是歐美的代議制政府，還是蘇俄的一黨制民主，抑或是德意宣稱的代表民意的專政，甚或是發展中國自身文化中的民主元素，中國的學界呈現出眾生喧嘩的繁榮局面。由于各種歷史的、個體的際遇，眾生喧嘩逐漸歸于平靜。在人類學界，隨著以吳文藻、費孝通等為代表的燕京學派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費孝通等人的“儒士精神”和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相結合，成為形塑中國人類學以及社會學的強勢力量。今天，如果我們試圖理解中國人類學的遺產和資源，回到馬林諾夫斯基，也許會是一個“文化自覺”的開端，正像費孝通晚年反思自身，也是自師從馬林諾夫斯基開始的。

當前，我們仍然能夠看到以“自由”為名進行的戰爭，無論是“基地組織”的襲擊，還是“猛虎組織”的滅亡，抑或是泰國、伊朗、洪都拉斯的政治風波，自由被不假思索地運用到各種犯罪與屠殺中。厘清“自由”的意義，不僅是馬林諾夫斯基這個過時學者的過時思索，當前以及未來，都將任重而道遠。

摘自《自由與文明》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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