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印度人眼中的中國

經濟觀察報 伊武藤/文 你會唱歌跳舞嗎？是印度好還是中國好？這是PallaviAiyar在中國被人最常問到的兩個問題。

當她在2002年乘坐東航航班從新德里來到北京廣播學院教書之前不久，這兩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而且是鄰居）之間才剛開通第一條直達航班。Ai－yar說她去中國大使館辦簽證的時候，發現門口竟然冷冷清清，而其他國家駐印度的大使館門前往往擠滿了印度人。

在北京呆了幾年后，她才意識到出租車司機總對著她唱的那首歌來自一部名叫《大篷車》的電影。那位印度演員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非常紅，她說自己的一個親戚曾經在智利的某個小城聽到那位演員的歌聲。

至于究竟是印度好還是中國好，PallaviAiyar試圖在《鏡中花——我在中國的日子》（SmokeandMirrors:AnExperienceofChina）這本書中通過事實展現出某種可以視作答案的選項。

中國的經濟發展無疑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她在寧夏某個貧困的鄉下采訪，碰到一位老漢抱怨村子里15年沒有女人嫁過來，因為太窮；結果她發現這位老漢家里既有電視還有DVD機，她說在印度這已經可以算作中產階級了。在印度，只要會寫自己的名字，就不能算作文盲，而中國的標準是得認識1500個漢字。

在這本書的前三分之一，Aiyar就像是所有初次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筆下的所見所聞在大多數外國人寫的關于中國的書中都能看到。這本書的有意思之處來自后面的三分之二。

在印度，她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印度能從中國學到什么？這個問題就跟“是印度好還是中國好”一樣，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相當部分是政府強勢的結果。比如Aiyar在德里的家附近，有一個過街隧道修了三年還沒有修好，但中國只要在圍墻上寫一個“拆”字，一兩年后這里就變成了一棟高級寫字樓或者一座高架橋。但這并不表明作者認同這種行事方式，或者不珍惜一些普世的價值觀。在中國的五年時間里，她發現印度雖然是一個仍然存在諸多社會不公的國家，但社會壓力通過正常的宣泄渠道得到了相當的釋放。

不過，中國的諸多做法在印度的中產階級中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認同。這讓我想起一些中國人在比較中印的時候，最愛引用的一個觀點是兩國的經濟現狀證明自己所處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而忽略了（或者刻意忽略）更多的東西，比如文化差異或者人生態度的不同。簡單的結論，要不就是出于粗暴，要不就是出于刻意隱瞞。對于究竟是印度好還是中國好，PallaviAiyar到最后也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我相信，許多人看完這本書，也難 以 得 出 答案，因為我們無法通過假設去推導出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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