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以上對比，中國古代氣候的冷暖交替的波動恰與歷史上“游牧民族—農耕民族”勢力消長契合，為人類社會周期性的振蕩找到了一種來自自然界的動力，或稱其為解釋更貼切。
無疑，這種解釋不僅新鮮而且讓看似不相干的幾件事情獲得了內在關聯，因為氣候變遷影響到的層面不僅僅是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生計問題，此外還涉及：中原王朝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分裂以及經濟中心的漸次南移；以黃河水患為主體的自然災害與官僚帝國體制的命運相始終；淮河、長江為什么能夠成為大分裂時代的南北分界？自然與人文多種因素造成的“南與北”如何在大一統王朝時代走向融合？

事實上，因為氣候變遷牽一發而動全身導致的歷史多層面振蕩，形成了透視中國古代歷史的多條維度，國人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仿佛一顆顆珍珠被串聯其間，下文試舉其大概，以證明此論點。

首先，農耕與游牧勢力消長形成的“中間地帶”問題。戰國至西漢初年，自今青海東部河湟地區向東北以陜北、隴東涇渭北洛水上游，晉西北山陜峽谷流域南緣龍門山，又東北沿著呂梁山、恒山，接燕秦長城至今遼寧境內形成了中國北部一條農牧分界線。這條線東漢以后被漸次打亂，成為農耕和游牧混雜區。到了唐代，“天寶十節度使”絕大多數位于半農半牧地區，這里恰恰可以維持帝國邊疆駐屯軍。在這條線上前后發生了許多戰爭，關乎草原帝國和中原王朝的“國運”，比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蒙恬經營“河南地”、秦始皇修長城、陳勝吳廣起義、白登之圍、南匈奴內附、北魏修建“長城—軍鎮體系”、安史之亂、澶淵之盟、九邊重鎮、清軍入關。

其次，中原王朝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分裂以及經濟中心的的漸次南移。中國古代王朝有一個明顯的現象，一姓之江山中間楔入外姓篡位或者異族入侵，而分為“西”、“東”，“北”和“南”，比如西周和東周，西漢和東漢，北宋和南宋，稱呼的根據來自首都方位的變遷，西漢因為定都長安，而定都洛陽的漢朝就被稱為東漢，北宋首都在開封，宋高宗偏安東南的臨安（今杭州）于是史稱南宋。帝國首都劃出了從西到東，從北到南的遷移趨勢。

如果說這種遷移的外在因素更多地表現為戰爭因素，那么唐、遼、北宋、金等大一統王朝或者局部統一王朝在疆域內同時設立多個首都又作何解釋呢？唐代表現的最為突出，從隋開始，關中地區因為人口增長等多種因素，出現糧食危機，皇帝帶著大臣不得不“就食（乞食）于東都洛陽”。武則天做皇后僅一年多，就向唐高宗李治提出，她要移居洛陽。所以如此，從客觀上來看，唐都長安偏在西北，中國經濟中心隋煬帝時已轉向洛陽。特別是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營建東都以后，洛陽不僅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且是政治中心、軍事中心，長安無論是經濟條件還是政治條件都明顯劣于洛陽。在這種形勢下，任何一個有眼光的政治家，都會順應經濟中心東移洛陽的趨勢而移都洛陽。武則天是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安史之亂以后，洛陽的糧食供應和財政收入也倚仗東南一隅，這是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分裂，而事實上安史之亂的發生也正是東北邊防軍勢力大大超過中央軍的結果，即作為帝國政治中心的長安與軍事力量過分集中的東北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等之間矛盾的爆發。

縱觀歷史，王朝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分裂與對立在加深，在這個大背景下，大運河與驛路便成為緩和這種分裂的紐帶。秦始皇統一六國，書同文、車同軌，命蒙恬監修“直道”，南起京都咸陽北至九原郡（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南）的一條重要軍事要道，類似今天的“高速公路”，以連接政治中心和邊塞軍事重地——“河南地”（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的河套地區）。后來，秦始皇又命史祿劈山鑿溝修建靈渠，奇跡般的把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連接了起來，使秦征服嶺南地區的援兵和補給源源不斷的運往前線，推動了戰事的發展，最終把嶺南的廣大地區正式地劃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圖，為秦始皇統一中國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操在華北地區修建開山鑿渠，勾連諸水系形成運河也是為了攻取鄴城和北征烏桓，而到了隋唐，疏浚聯通之后的運河，成為帝國財政大動脈，這種性質到元明清更加突出，將政治中心北京和經濟中心江浙緊緊地聯系在一處。

歷史上，因追逐更加適宜的氣候和更加便利的交通，而營建新都、修建大運河和驛路過程中的經典案例也頗多，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比較能夠說明這一規矩。平城地處雁門關以北，氣候寒冷多變，風沙大，農業生產條件很的案例最為典型。北魏初期建都于平城，地域偏僻，距離對南朝作戰的前線很遠；交通閉塞，都城的生產、生活應用物資，靠從內地長途運輸；人際間的活動圈很小，王公貴族間的關系盤根錯節，保守勢力很大。所有這些，都不利于鞏固北魏王朝的統治。而當時的洛陽，地處黃河與洛河之間，社會、經濟、文化都很發達，水陸交通方便，東周、東漢、曹魏、西晉相繼為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為了便于加強對于中原的統治，進而攻伐江南，統一中國，孝文帝毅然決然下令遷都?？梢?，政治中心的選擇必然要考慮的幾個因素中，氣候和交通是首屈一指的。
第三，以黃河水患為主體的自然災害與帝國官僚體制的命運相始終。一條大河——黃河，孕育了華夏文明，大禹治水以來，歷朝歷代，治理黃河堪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之一，而“以農為本”的國策又要求政府能夠高效管理全國的灌溉系統，治黃和灌溉對中國經濟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因為要講求水利，便要有集中的組織和特殊的技術人材，于是便產生專制國家，產生有學問的治水工程師——官僚。這也正是中華帝國早熟的根本原因之一。

于此相伴隨的是，“黃患”、大旱、大寒等自然災害的肆虐，會嚴重削弱和動搖中原王朝的根基，例如明崇禎一朝（1628-1644）17年間發生的自然災害，包括旱、蝗、澇、風、雹、震、雪等幾種，其中旱災發生頻率最高，對農業生產的危害也最大。連年大災使得崇禎時期頻鬧饑荒，持荒之久、波及之廣、災害之重，為歷代所僅見。天災造成“兵荒四告，流寇蔓延”，農民起義連連不絕。更有關外清軍虎視眈眈，步步進逼，真是天災人禍、兵連禍結，一個強大的明朝“遂至潰爛而莫可救”。

第四，淮河、長江為什么能夠成為大分裂時代的南北分界？自然與人文多種因素造成的“南與北”如何在大一統王朝時代走向融合？

中華文明起源二元論中，長江孕育了不同于黃河流域華夏文化的荊楚文化，而且它往往成為中國大動亂時代，南北勢力相匹敵之處，互有攻伐，但基本維持在這條線的南北。根據現在地理學的定義，中國南北分界為“秦嶺—淮河”一線，大致與長江相當而略微靠北，這是因為長江是最后的“天塹”——自然屏障，再往南退便無險可守，也就無法維持南北勢力的相對均衡。
自然地理和氣候的截然不同，以及政治長期且多次分裂造成了氣質迥異的文化性格，六朝時期江南政權以為正朔在己，文化自豪感和優越感直到隋滅陳統一南北都尚未消弭，唐以后，南北文化奇跡般地走向合流，這跟中國進入一個暖濕期密不可分。

長江，是繼北方農牧分界線之后，第二條政治、軍事與文化分野的零刻度，這不僅表現在大動蕩時期，即便是在大一統王朝時代，這條江也涌動著挑戰北方中央政府的暗流，為什么“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漢初“削藩”政策為何首先激起“吳楚七國之亂”？武則天大肆殺戮李姓宗室，何謂只有揚州的徐敬業起兵反武？元末紅巾軍起義為何源于江淮？等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以上僅僅是以氣候變遷關照中國大歷史的四個側面，粗線條地勾勒一個輪廓，難免掛一漏萬，事實上，氣候變遷還會影響到農耕文化的很多細節，比如農作物品種的更新以及空間分布，膳食結構以及服飾風尚等等。

氣候變遷產生的推動力（也是破壞力）在王朝興衰更迭中時而暗涌時而明流，當世之人鮮有如此角度觀察“前朝故事”或“國朝歷史”，然而時至今日，普通人從高中甚至到大學，課本中的中國古代史恐怕仍然很少講述氣候因素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分析一個歷史事件可以有政治、經濟、階級斗爭等等角度，唯獨氣候和環境變遷缺席，多少有誤人子弟之嫌。
于是，筆者縱觀中國古代歷史，遴選出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讀者或熟悉或陌生，但我的講述絕對給諸位全新的理解，身處全球變暖極端性氣候災難頻發的當世，恐怕感受更深。歷史并不遙遠，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讓我們借助氣候變化這個管道再次神游古人內心，也只有我們現代人有這樣的視野才可以洞察當時人的諸多困惑和困境。
是為序。